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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杨继平作品

作者:系统管理员 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6年06月05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杨继平作品


杨继平《烟农》(中篇小说)2006年第3期

烟农(中篇小说)

无心·无技·无意识(评论)

烤烟辅导员张庆虎在喇叭里通知,要求各家各户把今年计划种植的烤烟数目报上来。当时赵仁贵正在吃早饭。桌上是一盘腌菜炒土豆片外加一小砣腌卤腐,即便是就着这样简单的菜肴,他还是喝了近二两老白干。他每喝一口都要嘬一下嘴,伴着咝咝的吸气声,仿佛日子已经过得分外滋润。赵仁贵的脸色是真正健康的色泽,跟腌卤腐一模一样的酱红。他又嘬了一口,说:“你去报五千棵。”赵三林眼睛望着小狗的生殖器,依旧逗着小花狗玩。赵仁贵也不急,也不重复。过了七八秒钟,赵三林反问他:“种出来你去卖?”赵仁贵说:“我老了!”三林说:“你还不是怕卖。”赵仁贵说:“难卖也要种,不种拿鸡巴给你讨媳妇?”三林不再争执。争执又有何益,农民不种烟,跟工人不上班一个理,说不走。三林推开小花狗,从墙根站起来向村广播室晃荡而去,小花狗摇头甩尾的追了他一程,然后站住了对着某个方位胡乱咬了几声。

广播室里很是拥挤,男的女的,喊的叫的。张庆虎用笔指着最闹的一角说:“小声点你们。”然后又回过头去问:“几棵几棵?”“八千棵,我都说三遍了。”赵三林只报了五千棵。庆虎说:“像什么话,牛高马大的一砣,才种这点?”三林说:“还少?到明年我一棵也不种。”庆虎说:“要跟你丈人学做烟生意了?”三林说:“关你球事。”

晚上就放电影,宣传烤烟种植的科教片。外加一部香港喜剧片。

杨大头对金梅又吼又叫:“早就说不行不行你就怕嫁不掉,嫁不掉也轮不到他,你别看他人模狗样的,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呀!”金梅娘只是用眼睛瞟了杨大头一下他就作出稍安勿躁状。

金梅被娘引进卧房,看着娘把门关死后一头扑进娘怀里痛哭失声。

原来三林昨晚在电影场上摸了别人的奶子,而且被那姑娘的男友用砖头拍得头破血流。

听金梅把经过讲完,金梅娘只用一句话就把金梅劝住了。金梅娘说:“小伙子在电影场上摸女娃的奶就好比我们女人看电影时喜欢嗑瓜子一样,我们是过了眼瘾过嘴瘾,人家是既过眼瘾又过手瘾。”金梅把手瘾听成了“手淫”。扑的一下笑出声来。还真是这个道理呢。以前,赵三林和自己从来不正眼相瞧,用时下的话说就是没感觉。有一次村里放电影,同村的钢珠眼和地瓜同时鼓动赵三林去摸自己。赵三林故意大声说:“要摸也是大的挺的,什么都不见的不如摸自家小弟。”金梅就站在旁边,知道他是说自己。可是她已经不会为自己难过了,一个28岁的老姑娘,电影看了无数场,曾目睹不少女孩被小伙子摸来捏去。而自己始终像一个挂在枝头的青涩柿子,没有谁愿意碰一下。这样也好,金梅可以心无旁骛地看电影。就在她被电影上那对热恋的男女亲吻的镜头搞得心猿意马时,她的胸脯被谁捏了一下,接着下身也被掏了一把。金梅用手遮住银幕上投射出来的光线,她看见一个背影匆匆地向场外走去。钢珠眼和地瓜看了她一眼就追随着背影去了。金梅认为那个背影必是赵三林无疑了。散场后,金梅一直无法入睡,她总是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挨刀的。”她这样骂了赵三林无数遍。

第二天早上,金梅到菜地里砍菜,在路口碰上了赵三林。与其说碰上,勿宁说赵三林在路口等到了她。赵三林笑眯眯地看着她。金梅张口就骂:“挨刀的,你是牲口养的吗?你凭哪点摸我?”赵三林说:“你不要骂人,我摸别人是作乐,摸你却是喜欢你。”金梅说:“少扯你妈的淡,你不是嫌人家小吗。”赵三林很有见解地说:“正因为小,没人摸过,所以干净,大点的都让人摸脏了,不能做老婆。”金梅觉得有一团莫名其妙的东西把自己的嘴给堵住了,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赵三林趁机说:“晚上九点,村东头的杨树林,我等你。”

金梅就这样跟赵三林谈起了恋爱。金梅娘对赵三林没啥意见,她爹杨大头看法就多了,一忽儿嫌赵三林懒,一忽儿又嫌人家穷。晚上在枕边,金梅娘启发他:“别不知高矮,再下去就过30了,你以为养葛根呢,越养越嫩?”杨大头一开窍,也就默许了。

可是赵三林一点也不给自己争气,昨晚在电影场上,栽培烤烟的科教片放完不久,金梅正被那部香港喜剧弄得笑出憨声的时候,赵三林竟在自己眼皮下公然摸别人的奶子,而且被姑娘的男友用半截砖头给拍得头破血流。现在虽然被母亲说服了,金梅的心依然是恨恨的。

对赵三林而言,伤口是小事。真正让他担心的是得罪了烟叶站的站长,因为被她摸奶的女孩正是刘站长的女儿。

本来,赵三林根本没有要摸谁的意思,何况金梅一直就站在自己身边。站在三林左边的刘晓莹根本没把心思放在电影上,一直是左顾右盼的,高挺的胸脯就在赵三林眼前摇来晃去。就连她的男友,那个叫张彪的文弱书生都带些反感的口吻说:“转来转去的找什么?”刘晓莹娇声滴气地说:“找找有没有同学。”赵三林听了,产生一种怪怪的感觉,仿佛不用介绍,你就可以凭着她的矫情猜出她就是刘站长的女儿。赵三林心想:“又不是收购季节,谁在乎你?”

这时候电影场上爆发出阵阵笑声。这的确是一部很搞笑的片子,片名《学校霸主》。张彪把头低在刘晓莹耳畔嘀咕了几句,刘晓莹抬眼扫视了几下赵三林,很暧昧地说:“侧面看是像金城武,不知道正面看像不像?”赵三林不知道金城武是谁,他只知道自己正被刘晓莹拿去跟电影里的谁做比较。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一个观众能跟演员相提并论不容易呀,何况这部片子里的演员全部都漂亮得令人发抖。不过赵三林故作什么也没听见,目不斜视地盯着银幕。张彪突然用手一指西边的天空大喊一声:“流星!”赵三林本能地转身抬头到空旷的天际找寻流星。刘晓莹趁机扫描了他的正面,然后对张彪说:“不像,一点也不像,比金城武差远了。”

事情一下子就变得残酷起来。赵三林感觉自己先是被人抬举到高空,正舒服着呢,突然被人家啪地一声给摔到了地上,下落时有活生生的恐惧,着地后有真切切的疼痛。不知是因为气愤太大还是决心太狠,他无视张彪和金梅的存在,直接把手伸到刘晓莹胸口搓揉起来。张彪从地上捡起半块砖头拍向赵三林的后脑勺。金梅吓得“啊呀”一声叫了起来,仿佛砖块是砸向她的。赵三林用穷凶极恶的眼光四处搜索凶手,张彪拉着刘晓莹一下子就逃得无影无踪。

回到家,赵三林自己摸索着把伤口包扎好。伤口倒是不疼,赵三林担心的是以后卖烟可就麻烦了。

今年的烟苗是采用全新的漂浮式培育法培植的。传统的作法是先把苗床拢成1?5米宽,长度随意的烟山,然后把土锤细、整平,再盖上一层细碎的火土。撒上烟籽后铺一层青松毛,之后要经常性的喷洒浇水。大约一周以后幼芽就星星点点的破土而出了,这时候必须在每天傍晚揭去松毛让幼苗吸收足够的氧气。第二天清晨又得把松毛覆盖上去,此时的松毛已经被晒干而显得轻盈,盖在幼苗上既能遮阳又可防止冰雹击打。幼苗长到一厘米左右就可以把松毛彻底撤掉了。待烟苗长到五寸高时就可以移栽了。移栽烟苗时节令正好在立夏前后,雨水较为充沛,否则浇水将是一件让人头痛的事情。前些年有了些改进,烟苗长到二寸时先移到营养袋内培植一段时间,移栽时连营养袋一起埋进土里。这种作法曾大大提高了烟苗的抗旱能力。那时候,烟苗的培育是自己进行的,想种多少就培育多少,想种哪个品种就培育哪个品种。

为了杜绝品种杂乱而产生的各种弊端,县烟草公司拨出部分资金推广漂浮式育苗技术。首先选一片坐水的水田,用空心砖在田里砌成浅浅的水池。然后把分隔成若干小空间的泡沫盘置于水面,把烟籽埋入泡沫盘内再填上一些营养土。最后还要撑起黑色的拱形网罩遮挡阳光。这种集中的培育方式一般由本村的烤烟辅导员负责管理。烟农们只需以每棵三分钱的价格事先订购。这种培育方式不仅科学而且大大节约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可是烟农们每户的需求量均在五六千棵左右,这就要付150多元钱。经济条件差的就实行赊账,有的一年过去了还不归还烟苗钱。

拔苗的时候看着张庆虎一张一张点钱,烟农们就眼红,有人酸酸地说:“庆虎,咱村二百多户,三万多元呐,你才花两个月时间,够我们挣三五年了。”

张庆虎用手一指:“田租不用钱?空心砖不用钱?泡沫不用钱?还有网罩、抽水费、我的劳力?”

这大堆问题一摆出来,谁也搞不清到底是赔是赚了。

“你每月450元的工资不是有成本了吗?”有人又问。

“当然是纯的!”庆虎的回答虚虚实实的,倒容易让人相信他拿了工资后的确为人民服务了一把,比如眼前这些烟苗,他或许真没赚头了。

“再加上验烟时收的,你小子的日子过得成呢?”依然有人把话说重了,简直是揭短。

张庆虎板着脸说:“今年你别找我,给金子我也不给你验级。”

那人便换了口气,仿佛已回到烟叶收购的现场:“我该死我该死。”接着掏出烟来发,以示谢罪。

于是人们开始评论香烟。

有的说云烟好抽,就是贵。

有的说红梅便宜也好抽。

有的说便宜的不可能好抽,好抽的绝不会便宜。

那人就不服气:“不信试试,蒙了你的眼睛,你要分得清好抽的就是贵的,我输你一包云烟,否则你输我一包云烟。”

那人也不服软:“试就试!”张庆虎拿出一包云烟,七元钱那种,另一人拿出一包红梅,为增加难度,赵三林自愿捐出一包两元的吉庆。张庆虎脱下黑色的衬衣叠了几下蒙住那人的眼睛,抽了一支吉庆塞进那人嘴里并点上火。那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慢慢地吐出烟丝,过了两分钟才不太肯定地说:“是云烟吧?”张庆虎说:“到底是什么烟。”那人肯定地说:“是云烟!”大家大笑,把衬衣扯去让他自己把烟从嘴里拿出来看。那人自言自语道:“怎么会这样,我连烟筒都不抽,天天抽纸烟都辨不准。”张庆虎说:“香烟抽的是品牌,只不过贵的抽起来自我感觉好一些罢了。”

那人愤愤地说:“以后老子只抽烟筒,又便宜又过瘾,抽上好的烟丝,一年也才五六十元,那种烟丝用来做香烟,少说也值上千元。”

大家没有出声,没有人算过这笔账。现在一听,一点也不夸张,烟草公司也太赚了!

张庆虎说:“拔苗拔苗,误了节令,水烟筒都抽不起。”

赵三林拔了500棵,很巴结地对张庆虎说:“记在账上,卖了烤烟就付你。”张庆虎说:“卖了烤烟?谁给你验级?刘站长?我先告诉你,我不敢,给钱我也不敢,你狗日的够种,站长的女儿也敢摸。”张庆虎提高声音问别人:“你们谁敢摸?”大家异口同声说:“我敢摸!”

赵三林不屑地说:“卖烟我不求你,到时候拉到县城,我有熟人,照卖。你现在只管赊烟苗给我。”

因为有上一年的教训,张庆虎对要求赊账的一律不答应。不过自己既然表示将来不帮三林验烟,人家也说不为难自己,现在连烟苗也不赊给人家就说不过去了。

虽是初夏,太阳已是毫不保留地把自身的热量贡献出来了,何况云层又如此的自爱,仿佛阳光同样会把她烤黑,所以她干脆躲得无影无踪。

赵三林普遍接受了太阳的施舍。他把上衣全脱了,又把头插进秧田里泡了一猛,依色热得难受。他想把裤子也脱掉,因为附近还有栽烟的人,所以不敢太过分。

赵三林有点后悔了。栽吧,浇水是个大问题。眼下还行,秧田里有水,取水倒方便。要是不下雨,那么多人栽烟,用不了两天就会被舀干,到时候该上哪儿担水?不栽吧,500棵烟苗就是15元钱,多难挣的15元呐。赵三林认为当初真不该报五千棵,顶多报五百棵叫老头子乱去。这年头虽然坚干,倒也不必死盯在土地上,出去打工也不赖,农村人有的是力气,挑沙灰扛水泥的话计手到擒来,一个月挣三五百不在话下。想起打工,赵三林最佩服那些四川人和贵州人。那些外地人真是拿得出决心,说打工就来打工。一家人拖儿带女的,而且是带好几个儿女。自己就不行了,光决心就下过五六次,要上路要上路又打退堂鼓,那还是只准备去几十公里远的昆明,要是去广州深圳,还真不知又会是怎样的场景呢。

既然下不了打工的决心,就只能呆在家里种烟。

种烟,谈何容易!

先是累你的筋骨,栽烟时要是不下雨,你只有挑水,一天几十担,肩头磨掉几层皮。这还是好的,因为还有水可挑,最怕的是持续的干旱,所有能挑水的地方都已干涸,包括水井,这时候就不是挑水而是偷水抢水了。夜半三更黑灯瞎火的守在井边,出一瓢舀一瓢。连箩筐都用来盛水,在筐里放上塑料布,比水桶装得还多。有时候几家人同时撞上,争执在所难免,严重的还要玩几下拳脚。好不容易把烟苗伺候成活了,也该锄草了,一遍一遍的锄,头上烈日炎炎,脚下热浪滚滚。锄完草后是施肥。施肥得讲经验,施多了猛长枝叶不长色;施少了只长颜色不长棵;施肥得当,棵好色佳,那就意味着丰收。到了烤烟的时候,把颜色成熟好的烟叶从根部折下,一担一担挑回来,三叶两叶并一块,用细绳编在一米多长锄头把粗细的烟杆上。接下来是把编好的烟装入烤房。头炉还好装些,第二炉就遭洋罪了,因为有上一炉的余温,40多度,所以在烤房内的人要不停地到烤房外纳凉吸气。装完了浑身透湿,晴天是汗水,雨天是汗水加雨水,反正是灰不溜秋湿不噜嘟的灰人泥人。接下来是生火,这是整个烤烟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玩的是技术。先是温火,俗称小火,小火主要是焐色,要求把烤房的温度控制在25℃左右;待烟色变成青黄色时把小火转成中火,中火的作用是转色,温度需升至40℃左右;待烟色转成黄里透青时将中火升成大火,大火将把室温升至70℃。待烟色的筋筋络络都被烤到不含任何水分时就该熄火了。从小火到熄火一般要五至七天,如果火候掌握不当,烟色就是青色或黑色的,是废品。真正成功的颜色是桔黄色,旭日东升或日薄西山时那种桔黄。熄火后把烤房的门敞开,24小时后就可以出烟了,出烟就是把烟一杆一杆从烤房内退出来。退出来的烟是很脆的,碰到任何硬的物件都会破碎,所以必须把它轻轻地放置在阴凉的地方,几个小时后,烟叶就变柔软了,这个过程叫回烟。这时候就可以把烟叶从烟杆上解散下来了,然后把颜色、大小一致的捡到一块,扎成小把。这时候,烤烟的整个生产过程才算完成。让我们来数一数吧?撒籽——栽烟——浇烟——锄烟——压烟(施肥)——掀烟——编烟——装烟——烤烟——出烟——回烟——捡烟。十二道工序,不止累,可以说烦了。烟捡好后,码成堆,近观远瞧,等于是欣赏人民币呢!有人已经可以计划开销了:房子,一层或两层;彩电,21或29寸;馆子,牛肉或马肉;赌桌,麻将或“三匹”;女人,发廊或旅店……计划归计划,现实是现实,关键还得看烟卖得如何。

提起卖烟,几多欢喜几多愁。欢喜的是烟贩,愁苦的是烟农,相对于种烟,烟农们更怕卖烟。

烤烟是国家专卖品,几乎每个村委会都设有专门的收购点,有统一的等级标准和价格体系。按理说,这种情况下似乎没有烟贩的立足之地。事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凡有政府参与受政策限制的行业,必然有腐败滋生,有权钱交易。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不是在市场上竞争而是人际关系的表演,所以它不受客观条件约束,而任凭主观意识控制,烟贩们买通烟站的站长和收购员,三级烟当二级烟,二级烟充一级烟,其中的差价每公斤就是一二元,利润可想而知。而烟农的烟一级压作二级,二级降为三级,损失有目共睹。烟贩大多行贿手握 实权的站长,手法多种多样。有送钱的,有陪赌的,还有送嫖的。像杨大头,有一次跟站长玩“三匹”,一夜输了二万多元,第二天晚上拉来一卡车烟叶,卖完后净赚五万多元。在另一个烟站,烟贩让自己老婆陪站长睡觉,后因定级不满反污站长强奸女人,事情查清后被传为笑谈。烟农们只能盯住定级员,一百两百送出去,最多赚个先卖或平级。头脑木讷的,只知道排队远看轮到自己了,又被别人抢了先。小坡村的二蛋,排了两天队没人理睬,女儿在家等着钱交书费,硬是把一条七尺男儿急得当场嚎啕大哭。后来二蛋发誓永不当烟农,把田地出租后举家进城贩卖蔬菜。第二年收购烟叶时二蛋骑着崭新的五洋摩托到烟站转悠,见人就发高档香烟,唯独不发给烟站的工作人员。有人问二蛋:“卖菜比种烟好整钱?”二蛋说:“拿出种烟一半的苦,卖烟一半的贱,我一年赚了二万元,要是全拿出来,可以赚四万,我宁愿只赚二万,剩下的用来赚做人的尊严。”问的人说:“牛皮!”其实是因为没有像二蛋那样哭过,所以没有二蛋那样的勇气调整生活。

正因为深知做烟农不易,所以赵三林对种烟不感兴趣。比如今年,移栽烟苗时就碰到这么热的天气,赵三林认为,今年准遭大罪。

居然是干旱,一连二十多天不见一颗雨点。路上跟冬季一样堆积了厚厚的灰尘。太阳像个无赖,你越不想见它,它越是早早地从山那边一丝不挂地窜出来,真到傍晚,它依然赤裸着身体慢慢沉下去。

山口屯是板田岭乡的烤烟大村,所有农户都以种烟促经济。由于干旱,今年稻谷栽插率只及往年的85%,烤烟更少,只占70%。山口屯距乡政府六公里,距县城倒近得多,不到三公里。平时,村民也只喜欢赶县城的集。因为赶集方便,培养出不少好吃懒做的青年,一部分还赌博成性,比如钢珠眼、地瓜,还有赵三林等。钢珠眼是绰号,原名赵财,只因赌博无度,如果有赌伴,竟能三天不睡,屁股不挪一个窝,所以得名。地瓜姓何名宝洪,自幼丧父,母亲无力管束。有一次参赌,输得身无分文。在集上溜达时碰到一亲戚卖地瓜,人家好心送他几斤,他一转手换得二元钱又跑去接着赌。再加上矮小,被称为地瓜。赵三林不仅赌,还好色,奇怪的是三十老几还成不了婚。现在虽然与金梅恋上了,却不冷不热地耗着。这些青年,有事做的时候都会伺机往城里窜,现在碰上干旱,更是抓到了莫大的借口,整天看不见人影。

赵仁贵独自挑一副小号水桶,打老远挑水浇烟。

副乡长李宝坤带着五六个人开了两辆吉普车下乡检查旱情。形势十分严峻,有的秧田已经干裂,薅草的人不是像往常那样蹲在水里而是坐在木凳上用镰刀铲。烤烟更是惨不忍睹,干枯焦黄的不少。一眼望去什么青苗都不见,到处是一片炫目的黄土。

李副乡长问随行的人:“还有几天过端午节?”

“五天。”

李副乡长想,端午节不下雨,今年就瞎忙活了。

赵仁贵担着水艰难地走过来。李副乡长叫司机把车停下,下车后亲切地问:“大叔,几岁了。”赵仁贵说:“65。”李副乡长说:“这么大岁数了,在家息着,叫儿女干嘛。”赵仁贵说:“没那个命。”李副乡长换了下话题:“能战胜干旱吗?”赵仁贵没有回答,放下水桶揩了一把汗,然后抬头望天,仿佛答案就在天上。赵仁贵说:“战胜?老百姓什么时候战胜过天?端午节不下雨,我也不浇了,浇了也救不了。”

本来,李副乡长见赵仁贵这么大岁数还积极抗旱,心里很受震动,甚至有了人定胜天的豪情。赵仁贵的话就像一把锋利的锥子戳向一个鼓胀的皮球,李副乡长一下子泄了气。李副乡长强打精神说:“会的会的,天气预报说端午节有三天大雨。”说完钻进车呼噜噜地开走了。

李副乡长本来是骗赵仁贵的话,结果还真成了现实,而且是端午节的头天晚上就下雨了。

那一晚赵仁贵简直没怎么睡过。九点来钟天气就开始变化了,云层一堵一堵地拥向月牙,风儿也有些急促,还带着些凉意。风一凉赵仁贵就觉得下雨无望了。下雨的天气应该是闷热闷热的。再看云层的走势,全都往西边涌动。本地有谚语:云层跑东,有雨下不通;云层跑西,出门披蓑衣。”由此推断,下雨还是有可能的。到了11点,赵仁贵出去小溲,一抬头,月朗星稀,一副扯开了往死里晴的样子。赵仁贵很是懊恼,仿佛被谁骗走了几斗米似的。赵仁贵无法入睡,三林的婚事又冲进脑海。三林已经33岁,跟他同龄的,人家子女都会煮饭喂猪了。尽管金梅岁数也不小,人家有钱呀,什么时候办,只是时间问题,而自己就不同了,再不行也得找找近亲近邻,买一些随便点的家具,没有三五千还谈什么办婚事。今年的烤烟稍有闪失,三林的婚事就得推迟一年。说白了,只要今晚老天爷来一场透雨,三林的婚事就是板上钉钉了。差不多一点的时候,雷声大作,闪电一道强似一道。赵仁贵干脆跳下床坐到堂屋里吸烟筒,打一声雷他就把耳朵竖一竖,希望听到雨点击打屋瓦的声音。雷电过后,一切归于平静,间或有几声清晰的狗吠。赵仁贵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这日子,咋就这么折磨人。”然后又赌气似地说:“老天,你整不死我!”这时候他有了些睡意,极不甘心地钻进了被窝。一钻进被窝他就听到了响声,是屋瓦被击打的声音,年年听到又时时盼望听到的雨声,先是滴答滴答的,正如和尚的木鱼,声音历历可数。一会儿便发展成哗啦啦的一片。

赵仁贵像欣赏音乐一般,雨声如愿以偿地响彻着,直到天亮。

在本县,每年的农历六月二十四日都是一个喜庆的日子。本县的人口70%是彝族,彝族最盛大的节日就是六月二十四日的火把节。县政府也十分重视这个节日,组织安排了很多庆祝活动,又是摔跤又是斗牛,还不惜万金请来歌舞名星联欢。

火把节这天,赵三林和金梅本来是要到县城凑热闹去的。赵仁贵说赶明年吧,今天要给你们举行订婚仪式。金梅说我咋不知道?赵仁贵说早一个月就跟你爹说好了,他连帖子都发了你还不知道?两个青年人便互相瞅瞅,扫兴的情绪溢于言表。

杨大头本人也对赵仁贵的作法颇为不屑。赵仁贵其实是担心两个年轻人借机出去乱花乱造。话说回来,谁没有年轻过,农村的青年,一辈子也就这节骨眼上可以随心所欲地花几个钱。何况是刘欢来演出,七老八十的人都去了不少。再说了,三林和金梅去了也摆不出什么谱,白天顶多是蹲蹲死牛烂马的汤锅,晚上充其量是在OK厅吼几嗓子,开销总共不会超过两百元。赵仁贵呀赵仁贵,你再穷也不该这时候省!

气归气,杨大头也不敢怠慢,他深知自己的弱项!金梅也算嫁不出去的姑娘,多留一天多烦一夜。他自作多情小题大作,到处乱发帖子。本意是要撑撑面子,结果只来了一桌,几乎全是赵仁贵这边的人。李副乡长和刘站长都赶去看刘欢演唱,连口信都没捎一个来。更让人气不过的是还没开饭,钢珠眼和地瓜又就着饭桌摆开了赌局。杨大头始终觉得今天这顿饭总像用来招待一群流氓一样。

杨大头硬着头皮陪赵仁贵喝了几盅后话就无边无际了。

“亲家,我囡在家被惯坏了,将来到了你家由着她些,别把钱看得太紧。”

赵仁贵听得一头雾水,一激灵有了反应,针锋相对地说:“什么紧了松了的,今年满打满算,最多也就三千来块收入,这不,烤烟还站在地里,今天定个婚就去了五六百。待收了烟办完婚后也就和尚的头,光的。到时候我让金梅当家,高兴咋办就咋办。”

金梅娘听出了味道,用筷子夹住一砣肉说:“亲家,尝尝我的肉。”

地瓜扑地一声笑起来,一嘴饭全喷了,要不是用手挡着,一桌酒菜就全毁了。气氛就这样子融洽了起来。吃完饭,杨大头甚至还跟地瓜他们赌了两个小时的牌,输了七八十元,却弄不明白是地瓜赢了还是钢珠眼赢了,或者干脆就是赵三林赢了。反正闹腾了一天,杨大头只记住一个日子,九月初六,金梅要嫁过去。

天黑的时候,到城里看摔跤斗牛,看名星表演的人陆续返回来。小孩们开始点燃心爱的火把摇来晃去。在这一点上,尽管是汉族,倒比彝族还狂热。其实,彝汉相互同化着对方。杨大头心血来潮,扯出两把稻草就着小孩的火把点燃,递给赵仁贵一把说:“亲家,咱们也庆祝庆祝。”赵仁贵不知道他是要庆祝火把节还是要庆祝今天的订婚活动。不过赵仁贵正好用燃烧着的稻草照着路回家。

因为先前的干旱,赵仁贵家实际种的烟只有三千棵,被晒死一些后,成活的只有二千五百棵。虽然数量少了点,倒顺利地长到了烘烤。烤出的烟成色也不错。烟站十天前就开始收购烟叶了。据卖过烟的人说,今年定级很硬,好多人家都舍不得出手,又把烟挑回家等待着定级合理那一刻。

赵三林抽空到山口屯烟站转了一圈。其实烟站离家只有两三百米,因为摸奶事件横梗在心中,他不太敢上烟点溜达。烟站内人很少,基本上都是来打探行情的。真正卖烟的只有五六人,定完级后觉得差距甚远,正犹豫不决地拎着扁担望着定级员傻笑。定级员不耐烦地说:“看我干嘛,我脸上有花朵?要卖就挑过去称,不卖就挑回家放着。”

终于有两人狠了一下心把烟称了,无精打采地点着票子。另外几个极不情愿地挑起担子走出了烟站的大门。

赵三林又搭车赶到县城烟站。这里的情况就好多了,卖烟的人也多。烟站门口杂乱无章地摆着马车、手扶拖拉机、农用车;烟站内人声鼎沸,你喊我叫,你推我搡,到处充斥着呛人的烟叶和灰尘味。从烟站走出来的烟农或拿着绳子,或提着盖烟的塑料布,脸上一律洋溢着满意的笑容。

回到家已是晚饭时分。赵三林跟赵仁贵商量,打算把烟叶运到县城出售,赵仁贵说不行,你难道没看见乡政府设的堵卡点吗?赵三林说不怕,我有办法。

在云南这样的烟草大省,大部分乡镇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烤烟。如果在收购期间让烟叶外流,乡财政收入就会受到影响。特别是今年,全乡的烤烟种植面积因干旱大幅下降,如果再让烤烟外流,那么年终奖就无法保障了。在一次乡党委会上,分管烤烟工作的李副乡长提出,计划在山口屯通往县城的路上设置堵卡点,禁止烟农把烟叶销往外乡镇。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是反对设卡,因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违法的,《烟草法》明确规定,跨县流通的烟草才受限制,在县内设卡堵截,不出事情倒也罢了,出了事情谁来负责。况且,要稳住烟叶外流,只需严肃收购秩序,打击烟贩,维护烟农的合法权益。这样,烟农又怎么会把烟叶往外销售呢?第二种是赞同设卡。设卡又不是板田岭乡的发明,其他乡也搞过,而且正在搞,什么事也没有。不设卡,除非今年的年终奖你分文不要。再者,大字不识几个的烟农,他分得清什么违不违法的?最后李副乡长说:“设吧,同志们,还不是为了大家的小腰包能鼓一些。”同志们还能说什么。同志们心想:我们的小腰包鼓一些,你老兄的大腰包还不撑破了。

堵卡点就这样成立了,堵卡员除了乡政府的两名工作人员小朱小王外,其余六名均为山口屯村委会的六个村小组长。

赵三林的办法就是在第二天把本村的村小组长请到家里吃饭。村小组长叫杨耿,一米七五的高个头,满脸的胡子像包谷的须子红不红黑不黑的,高兴时两天刮一回,不高兴时半年不理一次。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酒。酒桌上托他办事,往往是自不量力的满口应承。

酒酣耳热之际,赵三林直截了当地说明自己的本意。杨耿用筷子敲了一下碗沿,一言九鼎地说:“就这事,你找对人了,八点,乡政府的小朱小王就下班了。今晚正好是小坡村的周涛和我值班。”一听到值班,赵三林差点笑出声来,在荒山野岭的路口,在电灯都没有一盏的低矮帐棚内,一听到动静就窜出来似是而非狐假虎威地盘问一番,这也叫值班?在赵三林看来,值班至少得有一张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桌子上应该有一部电话。就工作性质来说,杨耿应该穿一套类似警察的制服而不是现在这套领口上是黑汗,面子上有几点猪面的旧中山装。就装备而言,枪不枪的倒不必,至少也要拎一根警根。堵卡点现在的设备,充其量也不过是看果园或养蜂人的派头。杨耿又说,你们的车经过堵卡点时按三下喇叭,我们装没听见,不要停顿直接开过去就行了。”

地瓜说:“为什么要按喇叭,那不是报信吗?”

杨耿说:“笨蛋!那是暗号。”

赵三林说:“杨哥自有安排,你把嘴闷着。”不过,心里也纳闷,天下哪有那么响亮的暗号?

吃完饭,杨耿径自去堵卡点值班了。

钢珠眼问赵三林:“这家伙靠得住吗?”

赵三林没有回答。地瓜抢着说:“量他也不敢!”

农用车是赵三林、钢珠眼、地瓜凑分子合租的,运费60元。他们把各自用塑料布捆好的烟叶装到车上。一辆能拉四吨的车只装了三捆烟,每捆只有五六十公斤。司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冒一回险就多装些,要不然我过意不去。”赵三林说:“今晚只是投石问路,下次再多拉一些。”赵仁贵更是胆小,不停地拿手捶胸口,嘴里嘀咕着:“这样行吗?干脆不去了吧?”赵三林抬腕看了一眼表,果断地说:“开车,快九点了!”车子雾噜雾噜地响了几下,轰的一声便启动了。车灯一路直射过去,车后扬起大量灰尘,夹杂着汽油和乡村独有的粪草味。但赵仁贵觉得胸腔里汽车引擎似的,突突突的跳动声依然丝毫未减。“我们是在卖烟还是在做贼?”赵仁贵糊里糊涂地问道,可是周围没有人,只有三林喜欢的那只小花狗,小花狗更加比他虚空,一直深情地注视着远去的汽车,哪怕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赵一林来了,一进门就大呼小叫:“卖烟也不通知我一声!怕我不付车钱嘎?”赵仁贵没有吭声。说心里话,赵仁贵的三个儿子都很令他失望,简直可以说一个不如一个。一林的不足,一进门就表现无遗,说话没老没小做事毛里毛糙。二林的毛病是好吃懒做、嗜赌成性。本来是一个好端端的家庭,三年前的一次争吵后就彻底破碎了,妻子临走时很哲学地说:“不是他刁钻,也不是我古怪;他离不开赌博,我离不开生活。”据说女人在昆明南窑一带混生活,活得很是自在。至于三林,比他的两个哥哥坏多了,或者说,他的两个哥哥的缺点加一块,正好等于三林的缺点。别的勿用多说,一个连婚事都不太上心的人,你还能指望他有多能耐?

赵一林说:“二林又赌去了,就在烟站的小馆子,三十多公斤烟卖了三百三,现在恐怕输到爪哇国去了。”

赵仁贵说:“只要你别赌,由他去!”

赵一林说:“球话!他把钱输光了,医药费就我一人掏。去年你感过两次冒,15元药钱都是我出,他尽占便宜。”

赵仁贵干脆把双眼眯上,仿佛已经睡熟。其实他是在冥想:冥冥中他会骂老伴:“就是你舒服,两脚一跷,什么烦心事就都烟消云散了。”老伴总是泪涟涟地拉住他的手说:“命,是命,我也不想死那么早,我想活着,一直活到我的三个儿子长大、娶妻、生子。”赵仁贵说:“那不是儿子,是三个畜牲。”于是就跟老婆大吵大闹,如果他突然睁开眼,说明架已经吵完,结果总是两种,不是他把老婆气回阴曹,就是老婆把他赶回人间。

赵三林死了,是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打死的。这个消息是地瓜带回来的。地瓜来报丧时是清晨五点多钟,那时候赵仁贵睡意正浓。一般情况下那个时候赵仁贵早就醒来躺在床上考虑一些毫无由头的问题了。而那天刚好相反,一上床赵仁贵就思前想后,主要是担心三林他们的烟能不能顺利过关。一忽儿他认为已经顺利运到县城了,而且卖了个历史最高价;一忽儿又暗想三林出事了,所有的烟全被罚没,车子也被扣留,车主正逼三林、地瓜、钢珠眼想法子把车弄出来。所以天快亮时反而沉沉而睡。

偏偏,赵三林居然会被人家打死,谁能想到呢!

据地瓜回忆,他们的车快到雷公坡时天就开始下雨了,但并不是很大。在车子离设在雷公坡的堵卡点很近时,他们刚想按三下喇叭,三道强光直射得他们无法睁眼。原来,乡政府的小朱小王还没有走。这话说起来不怨杨耿,要怨只能怨杨大头。那天中午,杨大头用摩托驮着几只买来的兔子往回赶。到雷公坡便停车发烟。小朱眼尖,一下就瞅见了兔子。当下也没直说,只是随便侃一些值班艰苦,吃住糟糕一类的话题。杨大头是什么人还能听不出话外音!当即抓了两只肥的扔给小朱说:“荒山野岭,就当自己逮到的,烧烤了吃。”尔后径自回家。要不是有兔肉,小朱小王也不会九点多了才歪裂裂地出来准备回乡政府。结果,正好撞上了三林他们偷运烟草。

赵三林又是赔礼又是发烟。小朱小王分别坐在吉普车前排左右两侧,车窗半开不开的样子;眼睛似睡非睡地眯着;耳朵有一句无一句地听着;嘴唇纹丝不动地闭着。这时候有几个民工围了过来,他们是小坡村的村民,受了二蛋的鼓舞,烟也不种了,一大早扛一把锄头兴奋地往城里奔,天黑了又同样装备着往家赶,他们是县城的打工族。赵三林干脆双腿着地跪倒在车前,含着泪说:“放我一回吧,我保证永不卖烟了。”小朱小王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姿态,一声不吭。

“起来!”其中一个民工大喊一声:“犯得着下跪?换一种活法,不见得谁好谁孬!”

赵三林猛地立起,拨开人群冲了出去。小朱从车上跳下来,斜睨着那些民工,嘴里却分起工来:“你,”他指着地瓜说:“跟我坐吉普车。”“你,”又指向钢珠眼:“还有刚才那个大个子,一起坐你们的农用车,回乡政府听候处理。”说完又钻进车摆出刚才的姿势。地瓜打开右边的车门,小王跌跌撞撞地下了车,直奔农用车而去,嘴里嘀咕着:“我押这辆。”钢珠眼只好和地瓜一起钻进吉普车。农用车逆向行来,准备开到一公里以外的岔口调头。地瓜和钢珠眼头都快垂到肚子上了,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农用车调完头后开过来了,小朱招招手示意它先行。这时候雨下得很大,雨点把周围的庄稼打得哗哗作响。小朱咬牙切齿道:“大下麻雨的,要不是有你们这些刁民,老子现在应该坐在家里看电视。”地瓜也说:“要是你们不堵卡,老子现在应该坐在家里玩纸牌。”小朱呸地把一口唾液吐到地瓜脸上。地瓜一拳打过去,打到半空中就被钢珠眼挡回来了。钢珠眼说:“还在人家案板上躺着,乱蹦什么?”当车子开到三丘田时,小朱一个急刹把车停下了,接着打开车门纵身跳了下去。“快下车,有人受伤了!”小朱急促地呼喊着。地瓜和钢珠眼一下车就发现离车轮两米处有一捆烟,20米处侧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正是三林。小朱把手伸到他鼻孔外试了试,惊恐地说:“死的。”小朱神色紧张地窜进车里,掏出手机先向李副乡长报告了情况,接着又拨打110报警。

赵仁贵艰难地咽了一下唾沫,有气无力地说:“是谁打死的?地瓜,你告诉爷!”地瓜说:“他又没有跟我坐一辆车,不过,一定是小王打死的,然后把人推下车,把烟也扔下车,做个跳车摔死的假现场。”赵仁贵又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来通知我?”地瓜说:“我和钢珠眼一直在公安局作记录,现在才回家,我以为你早知道了。”

在现场,赵仁贵差点晕倒在地。三林浑身没有一处是干的,上身是出发前那件灰色夹克,下身是那条黑色西裤;头发一缕一缕紧贴着脑门,两只眼睛还睁着,嘴角上扬。整个面部,依然是他生前永远保持的表情:莫名其妙的微笑。赵仁贵呜咽着把三林僵硬的尸体翻来转去,找了半天,竟没有找到一个伤口。旁边的一名警员提示道:“头部,后脑勺,很小,只有一个。”

由于警方封锁消息,围观的群众不是太多,而且,因为下雨,大部分农民还没起床呢。否则,现场离村子这么近,早就变成一锅粥了。有人说,真是打死的,是用警棍,所以没有外伤,头上的伤是推下车才砸的。有的说有警察呢,待会儿做个鉴定就清楚了。有的说做个球,哄人的,明摆着是打死的,比如张彪他爹……张彪打断那人说:“别说了,我看是两码事。你们看那捆烟,正是三林的,为什么不是地瓜和钢珠眼的呢。”其他人糊涂了,嘲讽道:真是读书人,说话就是深奥,可惜我们听不懂。

……

中午12点,村中央的场地上聚集了山口屯村所有的人口,老的90多岁,小的还未满月。大家都是以种烟为生的农民啊。为了卖一捆50公斤的烟叶,一个名叫赵三林,年仅33岁,脸上永远莫名其妙地微笑着的青年竟然被乡政府的堵卡员打死了。这样一个小伙子,虽然游手好闲,虽然赌博嫖娼,虽然碌碌无为,但是,他是烟农,他的命运就是或者预示了所有烟农的命运。所以全村人不约而同地集中到了场地上。他们在等待一个最终的说法。

节令恰好是秋天,太阳乍暖还热。地里田间的庄稼,除了包谷水稻以及部分豆子葵花在这样的阳光下正好趋于成熟外,作为主要的经济作物的烤烟大部分已经烤完捡好码在家中。本来,一开始所有的人都认为今年是干旱,闹的是天灾,不成想小有丰收后冒出了人祸。

钢珠眼用双肩把地瓜高高地托起,搞出点鹤立鸡群的味道。地瓜扯着嗓门喊:“乡亲们啊……50公斤烟啊……乡政府啊……我们不如狗啊……三林啊……那天我们没有赌啊。”地瓜的演讲,由于水平有限而情绪又过于高涨,尽管只说出事件的梗概,却深得人心,特别是最后两句,简直像一把锄头,一下子把烟农们淤积在心中几十年的残渣废水之堤给挖开了一个大口子。地瓜说:“如果不给30万啊……我们把局长的警车砸了。”人群里一片欢呼,大家摩拳擦掌,把石头握在手心,瞄了几下作出投掷状;大姑娘们空有一腔热血无处发散,把脸涨得红朴朴的。这一场的人中,只有张彪是最平静的。他仔细辨认场边的三辆轿车。其实不用辨认,装有警灯的是公安局副局长丁伟的桑塔纳;四个圆圈套一块的是副县长侯阳光的黑色奥迪;剩下那辆便是副乡长李宝坤的,具体什么牌子谁也说不清楚,有时车头上挂的是宝马的标志,有时又是奔驰的;有时挂的是奥迪的圆环,有时又是红旗的旗帜。说起来,李保坤还是张彪的干爹。张彪的父亲叫张庆荣,母亲叫李翠兰。十九年前,她娘腆着大肚子到地里掀烟,一不小心就把他给生在了烟地里,真有些生不逢时的味道。倒是把他爹张庆荣给乐坏了,给他起名叫烟富,意思是将来能靠种烟而富裕。然而张庆荣从此却不好好种烟,专门做起了烟生意。那时候他们的胆子贱大,根本不像现在的烟贩只会在县内各烟点之间穿梭。他们从农户家里把烟买下,然后直接偷运到昆明倒卖给制售假香烟的广州人,价格不菲,利润丰厚。公检法会同工商部门在县境上设立了堵卡站,盘查十分严格。不过张庆荣总能想出应付的办法。一开始是把烟叶装在车斗的下部,上部装的是死牛烂马的骨头,凭那股臭味,检查员一见到车来就捏着鼻子躲得老远,得手了好几次才引起堵卡站的注意。最后更绝,车上装几口棺材,棺材里装满黄橙橙的烟叶。前三次人家根本不盘问。第四次车就被截下了。

“是批发棺木吗?”人家随便问。

“是的。”他也顺口答。

“为什么总批不出去呢?”

“价格不合适。”

“多少钱一副?”

“五百多。”

“你都跑四次了,光租金就上千元了,你不会算账吗?”

“……”

“别装了,把棺材打开!”

就这样落网了,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张庆荣先来软的,又是递烟又是塞钱,无用。干脆把胸一拍,硬邦邦地说:“老子有心脏病,看谁能把我怎么样。”有个警察看不过去,走过去说:“你的心脏有病一定是想点子给累的。”然后用手在他胸口推了一下。想不到张庆荣僵尸一样往后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奇迹般地死了。那时候张彪才四岁。李翠兰哭天抢地地带着本家十多名男子,开着一辆手扶拖拉机赶到了出事地点。来的人虽然多,谁都起不了作用,也想不出什么解决的法子。

当时李保坤也在场,他是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因为才参加工作,有些毫无来由的正义感。他偷偷地塞给李翠兰一张纸条。按照纸条上的指示,李翠兰命令本家人先把张庆荣入殓,然后把另外三口棺材抬下车,四口棺材沿公路一字儿排开,然后说:“你们全都回家,我家娘儿俩守灵,什么时候解决了我什么时候回家。”然后抱着张彪撕心裂肺地哭将起来。试想,在通往省城的国道上出现这一幕,谁丢得起脸。法医以最快的速度鉴定为“死于脑溢血。”可因为有警察那一推,政府就必须负起责任。第二天,李翠兰抱着25万元钱,拉着张彪,护送着张庆荣的灵柩被公家送回了山口屯。自然,李翠兰就拜那个递点子的警察为张彪的干爹。张彪小的时候倒会叫李宝坤几声干爹,后来尽管李宝坤经常往自家跑,他也不愿喊了。因为村里的人在用一种审讯的眼光看着他母亲和李宝坤本人。

下午五点左右,侯副县长一行三人终于从赵仁贵家走了出来,当他们来到场上时,地瓜重新骑到钢珠眼身上大声问二林:“赔了多少?凶手抓起来了吗?”二林大声回答:“赔了一万,鉴定书上说‘系高空坠落而死’,他们说三林是自己跳车摔死的。”地瓜说:“放屁,一定是打死的。”有人高喊一声:“我们也不活了,砸了他们的车。”于是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丁副局长掏出手枪想鸣枪示警。侯副县长摆摆手说:“让他们砸吧,这是民愤,你惹不起,发泄完就没事了。”果然,砸了一阵就自动停止了。侯副县长和丁副局长的车上只有一些脚印,李副乡长的杂牌轿车却惨不忍睹,玻璃全是碎的,左边的车灯凹陷进去,被一泡牛粪填充起来,无论是左边还是右边的车门都无法打开。李副乡长是从窗口爬出去的,因为人胖,就像一个杂技演员表演缩身术一样,他居然钻进去了。幸亏还发得起火。在村民的怒视下,三辆轿车像三条虫子一样狼狈地逃离了山口屯。

村里的人扬眉吐气,仿佛打了一场大胜仗。

十一

三辆车惊魂未定地停在县城的富利达大酒店门口。

席间,侯副县长意味深长地告诫丁副局长和李副乡长。他说这事非同一般,如果处理不当将对以后烤烟种植和收购工作产生一系列不良影响。所以你们二位一定要好好配合,尽量做到事态不扩大,影响不扩大,绝对不能把案子弄到市里省里,最多只能上上本县法庭。本着这样的原则,赔偿问题要灵活掌握,能少决不多,不能少,宁可多。侯副县长还指出,堵卡点必须马上撤销,以防烟农围攻堵卡点。丁副局长征询道:“我这边暂时顶着,如果受害者家属闹得厉害,是不是先委屈李副乡长形式上传拘一下?”侯副县长摆摆手说:“我以为没有必要,对方不是一口咬定非抓打人凶手不可吗?因为没有真正打人的凶手,所以我们不必担心。换句话说,他们不可能懂什么行政责任,他们心里只有死亡赔偿。这些农民啊,真是又可爱又可怜,可爱的是他们好像什么都懂,可怜的是其实什么都不懂。”

李副乡长什么话都没说,要说的侯副县长都替他说了,而且比自己亲自说的还好还全面。他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侯副县长。这样的眼光谁都熟悉,就是那种孩子惹了祸,家长窜出来说不怎么样有我呢,于是孩子就用这种眼光看着家长。如此而已。

十二

第二天,村民们发现堵卡点消失了。

堵卡点正如一座火力强大的碉堡,现在它被端掉了。用二林的话说,是三林端掉的,他为村民们卖烟铺开了一条血路。

烟农们车拉马驮,全力以赴地向县城烟站进发。山口屯烟叶站立即公事公办,把价格和等级调回原位,甚至比县城烟站还软一些。烟农们发觉自己又上当了,被人家牵着鼻子转来转去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好处。偶尔也会有人质疑一下:“日他娘的怪,怎么就不堵卡了呢?”有的干脆说来年不种烟了,打死也不种了,老子种包谷养猪,猪价正好呢,再说养猪轻松,还没出栏就有屠户上门购买。有的既不打算种包谷也不打算再种烟,心急火燎地把地租给张彪。张彪给的地租也不赖,每租一户他都劝阻再三,说农民没有土地就不是农民了,打工不是长法,收入不稳定,有一搭无一搭的。人家却铁了心,仿佛土地就是一泡狗屎。李翠兰骂张彪:“你搞的什么鬼,自家的还种不完呢。”张彪说你不种我种,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了,都快开学了通知书的影子都不见一个。李翠兰说考不上大学咱再读,今年不成还有明年。张彪索性说了真话,我不是那块料,我的考分才210分,再读十年也白搭,我怕读书,本来想毕业了做生意,现在这么多土地闲着,几个钱就租下了,我想再租些,几十亩几百亩地连成一片,买台拖拉机,可以犁也可以拉,这么贱的地租,种草也不亏呀。李翠兰瞪大眼睛看着他,她委实不相信这些话会出自一直给她弱不禁风印象的张彪之口。与其说惊讶勿宁说高兴,李翠兰说你高兴租就租,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那些钱存银行的确不长钱,什么时候用说一声。张彪泪水淋淋。一直以来,母亲就是这样理解和支持自己。李翠兰突然想起了什么,问:“那天你没砸你干爹的车吧?”张彪说砸了,没有谁不砸的,尽管我知道那是违法的,可我还是忍不住。李翠兰张张嘴,却什么也没说。

十三

等了三天,乡政府再没有送什么钱来。尽管当初那一万说的是丧葬费,可也没说剩下的赔多少,什么时候赔,赵仁贵还是等不及了。他硬着头皮找到乡政府,李副乡长让他去找赵书记。找到了赵书记,人家说这事由李副乡长主管,让他还是去找李副乡长。再去找李副乡长时,办公室已是空的,有人告诉他李副乡长下乡去了。赵仁贵气得大骂:“日你的祖宗,老子明天做给你们看。”

回到家,赵仁贵叫来二林和一林,把暴尸乡政府的想法一说,立即得到了赞同。二林召集了三十多名男子,准备连夜把三林的棺木运到乡政府。这时候张彪来了,他劝阻道:“你们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违法的。”这个时候说这种话,听起来像故意找茬。二林捋捋袖子就要冲上来揍张彪,被赵仁贵挡了回去。二林说:“我还没跟你算那一砖头的账呢,你倒找上门来了,把我惹急了,我就替三林砸你一砖头。”张彪说过去的别提,就说眼前,砸车已经过分了,再暴尸乡政府恐怕把自己陷入被动局面,你们现在不能自己把脸伸出去叫人家打。赵仁贵说:“小张,我家的事不用你管,我想我们没有请你来帮忙吧。”

张彪摇着头走出了赵仁贵家。他想不到赵家人就这么个胸怀。出了事,有人给出主意,好的坏的总应该听听嘛。

十四

第二天下午两点左右,赵仁贵和另外三个上了年纪的男子用板车拖着三林的尸体回来了。其他的人全被防暴警察抓走,而且每人还挨了两警棍。

听到消息的家属都往赵仁贵家挤,大多是做妻子的。有的已经哭了起来,边哭边骂。先是骂自己的丈夫不听劝硬充英雄。接着骂乡政府不近人情,并举例说那天可以把李副乡长撕了也只不过砸了几下车。然后又骂警察,说抓就抓了怎么还要打两棍子,要不是看你是警察不一定是我家那口子挨打呢。最后竟然骂的是赵仁贵,说人都死了,乡长老倌的车也砸过了,光安葬费就是一万元,人心哪有够的,现在倒清爽,无辜的也搭进去一大茬。

赵仁贵坐在门槛边。他任凭人家责骂,他无力辨解,也不想辨解。说到底,的确是自己连累了乡亲。他始终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三林死了,李副乡长和小朱小王屁事没有,照样上班领工资。而自己只是把三林的棺木在乡政府门口摆了两个时辰就被抓走了二十多人,要不是人家开恩,自己和那三个老头也要被抓了去。赵仁贵央求几个看热闹的男子把棺木拉到出事地点摆着,他想就这样吧,走一着是一着,什么时候把事情搞清楚什么时候再埋人。

五点左右,被抓的人陆续回来了。妻子们喜出望外,涌向自己的亲人问长问短。回答是一致的,在乡政府门口的确挨过两警棍,在公安局倒只是做做记录。地瓜就比别人多了些待遇,在乡政府不说,到了局里又挨了两棍子,据说是被认出来了,砸车那天他不该鹤立鸡群。地瓜咧咧嘴,像哭又像笑,忽然掏出一张纸片递给赵仁贵,说是公安局让交给他的。那是逮捕证,二林因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而被捕。

赵仁贵眼前一黑,昏倒在地。

十五

烤烟已经卖完,收入不好不坏。盖房子的要到十冬腊月;有几家买了彩电,还装了锅盖能收几十个台;好酒的已喝了几回,死牛烂马的肉吃得腻歪;嫖也嫖了,赌的还在进行。钱就这样基本告罄。地里还有少量包谷,随时可以采摘,田里的稻子低垂着头,黄灿灿的一片,所有一切说明秋收其实没有完结,正好是迫在眉睫。

赵仁贵无心收割,烟也没卖。他几乎天天往乡政府跑。乡里的人见他就如见了瘟神一样躲开。书记忙着开会,乡长忙着下乡。好不容易逮住李副乡长一次。赵仁贵不敢再提三林的赔偿问题,只求李副乡长快把二林放回来。李副乡长说你以为我是谁呀,有那么大权利?赵仁贵心里一急,慌不择言地说:“你只要把二林放了,三林的赔偿就算了,两抵销。”李副乡长说两码事,该赔的要赔该关的也要关,不过我可以给丁副局长打个招呼,你也够可怜的。不过听说人还没有埋,我劝你别学我干儿家,人家是被人推了一把,你儿子是自己跳的车,任何人都没有动过他一指头,再说你不能不讲信用,拿着公家给的钱不埋人,倒反过来找政府的麻烦。赵仁贵想辨解几句,李副乡长说我现在没时间,说完钻进车子叫司机开车。

赵仁贵欲哭无泪。本来,一大把道理就抓在自己手里,搞来搞去事情就面目全非了。现在居然是自己软踏踏的给人家说情,人家反过来硬邦邦的摆谱。他觉得自己一点出路都没有了,这样下去恐怕自己也会放弃生命,他认为世间所有的苦难都让他摊上了,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外加牢狱之灾。换了谁又堪如此重负?

在回家的路上,他不得不重新整理一下纷乱的头绪。这样一思考,他意识到张彪应该是个靠得住的年轻人,别看他小小年纪,说话做事都恰如其分。看来,人还是多念些书,多念书的好处不只是有个好前途,遇到大事小情也就不致于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

吃过晚饭,赵仁贵鼓足勇气到张彪家去了。

十六

赵仁贵说:“侄儿,以前多有得罪,看在三林的份上,你原谅我一回。现在请你给出出主意,你要帮我一把,要是早听你的,二林就不会被抓。”

张彪说打一出事我就想帮你了,因为我们既不沾亲又不带故,还跟三林打过架。尽管如此我还是尽量找机会接近你家,可是你们根本不给我台阶。说实话,三林一死,我就查了不少资料,为的就是能帮你家做点什么。你大概不会忘记我爹的事吧。我爹是非法贩烟都能有个合理的说法,三林是合法运烟怎么可能不了了之?你们亏就亏在不懂法,如果懂法,你就没有必要砸车,更没有必要暴尸乡政府。我估计你们是真不知道,堵卡点其实是非法设置的,也就是说首先违法的是乡政府,无论三林是怎么死的,乡政府都必须负全责,死亡赔偿自不必说,相关人员还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赵仁贵说应该这样应该这样,我一直纳闷,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事情不可能就这样说不清道不明。你这么一说,我的心就不堵了,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

张彪说你必须找个律师,根据国家的有关法律,你应该得到30万左右的赔偿。也就是说标的不小,律师费可能要上万元。

赵仁贵听得心惊肉跳。那天地瓜骑在钢珠眼肩上的确喊过要乡政府赔30万,大家都当喊着玩的。当时他想赔上三五万也就罢了。现在是张彪说出的数目,容不得他不信。他问:“真能陪那么多?”

张彪说国家赔偿与一般民事赔偿有所不同,国家赔偿一般是按上年度国家职工年均收入的20倍进行赔偿的,全国一个标准。民事赔偿一般是结合当地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情况进行赔偿,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标准。由于我们是全国的低收入县,所以国家赔偿显得赔偿很高。不过,要想得到国家赔偿难度是很大的,说白了就是民告官。所以你得请律师。

赵仁贵说我哪有那么多钱请律师呀!

张彪说钱我可以借你,关键是你要有决心,这样的官司,可能要拖几年。

赵仁贵说万一官司打输了呢?

张彪说这就不能说绝对的话了,公正的判决你百分之百赢,要搞个冤假错案,你也会输,所以说你需要有决心。

赵仁贵说如果不请律师,你可以帮我告倒乡政府吗?

张彪说:“我可以帮你,不过你得写份委托书给我,我可以做你的代理人。”

赵仁贵说就这么定了。

张彪说你首先要承认三林是跳车摔死的。赵仁贵坚持是打死的。张彪说这就是乡政府不把你放在眼里的原因,因为人家没有打过三林所以人家不怕你。只要你坚持是打死的,告到中央也无济于事。待把死因查到你自己相信,你已经精疲力尽了。

赵仁贵说三林不是死得冤吗?

张彪说三林死得一清二白,死后倒让你们给搞冤了。第一,鉴定书是铁证。鉴定书绝对假不了。因为堵卡的不止一人,责任是分散的,要想做假鉴定,谁来买通法医?再说法医做假鉴定也要负法律责任。所以应该相信鉴定结果。第二,证人。你的证人在哪里?证人是地瓜、钢珠眼还有农用车司机。地瓜和钢珠眼同坐一辆车,他们说过三林没有在他们坐的车上。司机也说农用车上就小王和他,而且小王因为喝多了,一上车就睡过去了。这就是说,你能找到的证人只能证明三林不是乡政府的人打死的。

第三,推论。假设是打死的,三林必然要反抗,那么就会留下多处伤口而不是后脑勺的小点外伤。再说他没有跟堵卡的人发生争吵,更没有什么杀父之仇,人家为什么要置他于死地呢?

赵仁贵不解地问:“那么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当然是跳车摔死的。”张彪说得有些绝情,一点也不顾及赵仁贵的感受。

赵仁贵反问道:“你刚才还说他哪辆车也没坐,他跳的什么车?”

张彪说他跳的是农用车。

赵仁贵说你看见了?

张彪说从堵卡点到农用车调头的三岔口是弯道,大概有一千米。如果走小路顶多有三百米。当三林下跪无用后他就计划怎样逃跑了,他知道车子无论是押回乡政府还是押回山口屯烟叶站都必须到三岔口调头。这时候小坡村那几个打工的刚好路过并围观,他趁混乱抄小路先到了三岔口,然后躲进路边的包谷地里,当时的包谷正旺正密,再加上是黑夜,又下着雨。藏头牛都行别说藏个人了。农用车开过来调头时他趁机爬上了车斗,据司机回忆,在堵卡点把车门打开接受检查后忘了关车门,上车根本没有什么难度。当车驶到三丘田时,趁着爬坡车速减慢,三林先把自己那捆烟推下车,接着纵身一跃,由于惯性,本应该是脚着地的,结果是后脑勺先碰到了路面,而且,刚修的水泥路,很硬,足以致命。整个过程,从上车到跳车,没有谁看到。所以你能怎样?你只能服从鉴定结论。

赵仁贵沉默了,他不得不承认张彪说的丝丝入扣,分析的更是无懈可击。

十七

第二天早上,张彪把《关于赵三林死亡赔偿申请书》递交给李副乡长,并且附加了给李副乡长的一封信。信中说:

虽然您曾有恩于我家。可是这些年来,随着环境和地位的变化,您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干爹了。我是受人之托,或者说我自愿也行,我觉得我应该帮助一下这个可怜的家庭,正如您当年帮我家一样。

我之所以写信给你,是希望您不要再用高压手段,你应该正视现实解决问题。我觉得你现在已经越陷越深了,如此下去,结果你是清楚的,那不是你我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我希望您尊重我提出的申请,最好在调解阶段让死者家属满意。否则,依我的个性,我一定会斗争到底。需要提醒的是,您不要以为民告官很难。任何事物都有弱点,你们官场的软肋就是害怕舆论。不妨透露一些我的招数:如果需要上法庭,我会先请中央台的“今日说法”。五十公斤烟叶闹出一条人命,相信人家会给予关注的……

看完信,李副乡长气得浑身发抖。本来,赵三林的死亡有着容易歪曲事实的可能,比如堵卡点的性质,在烟农们看来,那是政府行为,政府就是文件、法规和法律的代名词,没有谁怀疑过堵卡点的合法与否。还有赵仁贵本人,他一直认为是乡政府的人把他儿子打死了,等他把死因搞明白后估计他也没多少战斗力了。再加上暴尸乡政府二林被捕后,他已经自己把自己弄得晕头转向,甚至把三林的死和二林被捕混为一谈。对乡政府而言,是多好的形势啊。

想不到半路杀出个干儿子。

李副乡长顾不上吃早饭,司机也没叫,自己一人驱车直奔山口屯的张彪家。他把张彪的申请和信一齐砸在李翠兰脸上,双手叉腰转来转去,好一会才开口骂道:“没良心的家伙,恩将仇报的东西。姓李的,你告诉我实话,他小小年纪就如此嚣张,是你指使还是他自作主张?”

李翠兰显得很平静,把那些纸片稍稍整理了一下递给李宝坤,缓缓地说:“儿大不由母,其实你也清楚,他打小就没让我操过心,我也就乐得什么都不管他,现在他已经成年,我想他也不致于会做什么违法乱纪的事。”

李宝坤大声说:“以前你可以不管,现在你必须要管,任由他闹下去,我会坐牢的。”

李翠兰不紧不慢地说:“弄死人,总得有人坐牢,被弄死的不是还坐牢了吗?”

李宝坤说:“你怎么也替赵仁贵说话了,胳膊肘还往里拐呢。”

李翠兰说:“各事是各事。要说报恩,你递个点子我就跟你不明不白这多年。你我都知道这样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也许是天意,只要张彪把赵仁贵的事办完,我俩的事也就自然有了了结,不管你怎么想,我倒是想好了,为了已成人的儿子,我必须跟你有个了断,没有更好的办法,就这样了断吧!”

李宝坤摔门而出,上车时竟把头在车窗上撞了个大包。李宝坤自言自语道:“还真他妈的是天意。”

十八

申请书交上去的第15天。在乡政府,双方就三林的死亡赔偿进行了第一次磋商。

李副乡长表示,鉴于赵三林是跳车致死,乡政府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人道主义考虑,决定给予赵仁贵补偿救济15000元,除掉已支付的1万元丧葬费,再支付5000元给赵仁贵。

张彪说我们申请的是国家赔偿,30万的标的是依法提出的,如果乡政府认为要求过高而不予履行,请按规定出具行政答复,即承认乡政府在本案中有无责任、愿否赔偿。我方将另寻其他解决的途径,至于补偿救济的说法,我方不予接受。

赵仁贵说算了,只要按要求赔钱,说法不同也无所谓。

李副乡长说无论以何种途径,你们也不可能得到30万元赔偿。

这次磋商无果而终。这在双方的意料之中,令张彪想不到的是,乡政府竟拒绝出具行政答复书。按规定,张彪可以向乡政府的上级主管部门重新申请复议。张彪没有申请复议,因为乡政府的主管部门是县政府,申请复议又有何益?

十九

当天晚上,杨大头提着两瓶酒来看望赵仁贵。杨大头先和赵仁贵谈了一会收成,接着就问二林什么时候会放回来,三林的赔偿进展如何。

赵仁贵说都过去两个月了,二林那儿一点消息都没有,三林的事正在办,因为乡政府不给答复书,法院不能立案。

杨大头说人家是官,你肯定斗他不过。

赵仁贵说还真是难,人家只赔15000元,这点钱还不够把二林从监狱里弄出来,三林等于白死了。要是能赔七万八万,我也不打算告了。

杨大头说,听烟叶站的刘站长说,乡政府把这事列为民事赔偿范围,底线是35000元,而且要你把三林先埋了。人家说棺木停在路边,虽然不比张庆荣当年有影响,毕竟有几个村子的人要经过那儿,所以人家强调不埋人一分钱都不再付了。

赵仁贵说让他们做梦去吧,什么时候拿到钱我就什么时候埋人。

杨大头说乡长找站长,站长又找我,要我做你的工作,先把人埋了,其他的事好商量。这就让我作难了,如果三林活着,咱俩是亲家呢,现在不是这个关系了,我凭什么做你的工作。

赵仁贵不语,心想怪不得从出事到现在从不登门,今天来了,是作说客,而且一箭双雕,既宣布金梅与三林的关系终极,又不薄站长的面子。

杨大头又说保留尸体是为了日后重新做鉴定方便,现在死亡原因确定了,埋了也好,眼不见心不烦。

赵仁贵说他活着倒叫我操心,现在倒是清静,看见棺木也不当回事,只是苦了金梅,活着要羞辱她,死了也是个折磨。等把事情办完了,我连夜就埋,好让金梅有个解脱。

杨大头脸色僵硬,枯坐了一会儿就走了。

忽然,赵仁贵记起今天正是九月初六,是三林的婚期。他找出一把香,拿起一叠纸钱,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家门。

天空有一轮弯弯的月儿散发出暗淡的光辉。往常,借着这样的光亮,赵仁贵可以在地里干一些拔草锄禾的农活。而今晚,这条走了无数遍的路竟把他绊倒两次。他明白这场劫难几乎要把双眼给折腾瞎了。

赵仁贵在棺木前点着香烧了些纸,嘴里说“儿啊,你要能等到今天,你也就无憾了。”

“他还能有什么遗憾!不该玩的他玩了,不该摸的也摸了,他死得其所。”

赵仁贵一回头,是金梅。金梅手里提一把香和一袋纸站在自己旁边。

金梅一边烧纸一边骂道:“挨刀的,别怨我绝情,是你无义,你半道上甩手而去,我既无名又无份,想来看你都不能。今天是什么日子?如果你记得,来把钱拿去,希望你不赌牌,也别摸人。你活着的时候肮脏,死了我让你体面一回。”金梅把手伸进衣袋,掏出一叠真正的钞票,全是百元面值的,就着火点燃,还用小木棍挑了几下,木木地说:“这是咱俩买嫁妆的,1万元,你一辈子都没见过吧?今天烧给你,在阴间你可以说你有老婆,她叫金梅;在阳间我只能说我没结过婚,只要有合意的,老娘还得嫁,挨刀的,你不能怨我……”金梅已是泣不成声,赵仁贵只会呜呜地干嚎。

二十

时间已经进入冬月,农村到处是闲逸的景象。天空晴好,偶尔有几片云层也是一动不动的挂在那儿。举目四望,远远近近的田野枯黄着脸面,间或有一丝绿意,那是一小片不太景气的小麦。村子中央的场地上,村民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要么打牌要么下棋。

由于没有乡政府的行政答复书,县人民法院无法立案。这期间赵仁贵一直跟着张彪四处奔走。整个事件进展艰难,或者说根本没有什么进展。张彪提议先以不作为起诉乡政府出具答复书,拿到答复书再向法院主张赔偿。赵仁贵没有表态。跟中央台“今日说法”联系,电话老是占线,张彪提议亲自上北京找人家,赵仁贵更是以无钱推辞。赵仁贵叹口气说:“我不告了,我老了,我很累,我陪不起人家。”

张彪想说:“我年轻,我有的是劲,一切费用由我出,将官司进行到底吧。”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出来。彻底赢得30万的赔偿又如何?二林无罪释放又如何?到时候赵仁贵顶多想到平安无事了,衣食无忧了,不当烟农了。他永远不可能明白,这场官司不只为他一人而打,为的还有千千万万的被愚弄的烟农。

第二次磋商,从开始到结束只用了十分钟。张彪没有按赵仁贵事先交待的先要价8万,而是依赵仁贵的真实意图直接提出必须赔偿4万元。这种毫不过分的要求人家怎能不答应呢?

安葬三林的头天,二林也被无罪释放了。对于赵仁贵来说,有点双喜临门的味道。

安葬当天,为了表示谢罪,赵仁贵宴请了所有参加抬棺到乡政府的乡亲。农民的身体就是结实,虽然挨过两警棍,谁也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地瓜对赵仁贵说:“大爷,为了三林能多赔些,我总共挨了四棍子,你怕要借我400元玩玩呢。”

赵仁贵说:“借的借的,只借200,因为你多挨了两棍子,都借,我也没那么多钱呀。”钱虽然给了地瓜,赵仁贵是极不情愿的,他知道这样借钱准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了。

突然,张彪站起来指着张庆虎说:“三叔,明年我也种烟,你给我订十万棵。”

大家一片笑声。

有的说就你那小身体,抽烟都不行。

有的说你丈人是站长,你只管卖烟何必种烟。

有的说不一定有身体才能种烟,关键是玩脑瓜子,你以为他租那么多地是闹着玩啊,人家当个现代化烟农,只管指挥,种烟有工人,耕地有机械。

张庆虎满脸严肃,站起来把张彪拉到一边,压低嗓门审问:“我先问你,侯副县长和丁副局长被撤职,李副乡长被拘留,是不是你给市检查院写的信?”

张彪没有回答,用手扶了一把眼镜,呜啊一声吐出一滩污秽之物。

大家说醉了醉了,难怪想种烤烟。

醉酒是真的,不过张彪的头脑还是清楚的,至少他还能考虑两件事。一件是准备近期举办一些与农民息息相关的普法活动;另一件是为了维护广大烟农的合法权益,使零散的烤烟种植户能紧密团结而形成一个有抗争力量的整体,他准备申请成立“山口屯烟农协会”。

第二天,地瓜用赵仁贵借给的钱买了一个精致的红色挎包送给金梅,金梅说如果你戒赌或者长得跟三林一样高,只要做到一样,我一定嫁给你,否则送套房子也没用。地瓜觉得金梅是逼着公鸡下蛋,一气之下邀约了钢珠眼到深圳打工去了,挎包里除了一副纸牌别无他物。

村里人说,那俩玩意,就算去了美国又能怎样? 

■责任编辑  雷平阳     


 

少年的麦地(短篇小说)刘文华

那一年,我们家娶了个媳妇,离了个媳妇。娶媳妇的是我弟弟,离了媳妇的是我。

我那年爱有事没事地做沉思状。适逢夜晚,都要跑到月光下的麦地里翻晒我百无聊赖的心事。面对一地苍茫的月光,试图诠释生命、缘分或劫数的关系和意义。后来我糊涂了,那些乱糟糟的念头像身边参差不齐的麦穗子一样长满我少年的头颅,让我头疼欲裂,不堪起芜杂和重负。那些问题我对付不了,我只能捋着一簇簇的麦叶子,细数流年,往事和星辰。

我那年19岁,在故乡的一所中学里初为人师,但我和我媳妇荷子的婚龄,已达四个年头了。我和荷子拜天地的那一天刚满15岁,身高也就一米五多点,体重也才90斤略余。那以前我还在我后来执教的这所镇中学里读高中一年级。学校就是在那一年取缔了高考的指标,改成了农中的。农中还有什么好学的,大家纷纷收拾书包回到了家里。我那时想转校,或者去当兵,但我父亲却给我另找了个活儿。我父亲只是我们墨水村的一个小小的村长,但他端的派头和他的人际关系却大大超出了他的权利区域。他让我当上了墨水镇政府的通讯员,给各个村庄的干部传达镇上的会议通知或指示。老实说那是一份不错的差事,错只错在我居然干了。我的岳父大人见我成天在镇委大院里进进出出,担心我以后有什么了不得的仕途,遂鼓动媒人催促婚期。这对我父亲来说正中下怀,他巴不得呢,立即热火朝天地张罗。我父亲和我岳父是在一次酒桌上给我和荷子订的婚,在这方面他俩人真像一对所谓的亲家,一拍即合。不合的是我和荷子。我和荷子携手共拜的时候老是出错,引得围观的人嬉笑不已。荷子那时是18岁,牛高马大得一米七尚余。我直到离婚也没能长到和荷子一样高,你可以想像小丈夫和大媳妇拜天地该是怎样的滑稽。事后父亲骂我没出息,骂我身上没一点男人味儿,母亲则瞅个空子叮嘱我说,今晚你少喝点水吧,免得夜里再把床尿了。

母亲说这话时已经晚了,我其时不仅喝了大量的茶,还没少喝了酒。据说酒助英雄胆,尤其有助于欲望,我怕我夜里不敢怎样荷子才狠狠地大醉了一回。我后来发现小说和电影都是靠不住的,那上面总有酒鬼强暴女人的情节令人生疑。我酒后没有一点欲望,亦没增添一点胆量,底气不足就像没喝酒一样。尽管我一进洞房就胡言乱语,遍地吐痰,装得很像个男人,可我从心眼里憷她,我觉得她头上的红巾像火焰一样灼伤了我的眼睛,我怕这火焰再烫伤了我的手,试了几试都没敢扯掉。

酒精的作用只使我想睡,我睡去没多久就开始做找厕所的梦,找到了,也就把床给尿了。荷子后来说她那时其实是醒着的,她说我那泡尿大得差点没把她冲跑。次日一早,荷子就把床上的毯子单子全洗涮干净,又一一换成了新的。是日晚饭我没敢多喝一点汤水,但没喝水也没妨碍我在夜里画地图。母亲望着婚床上那一日一换的毯子直点我的鼻尖,私下里教训了我一回又一回,荷子虽然不说我什么,但也闻着满洞房的臊气悄悄地皱眉。就这样我不敢跟我媳妇睡了,一个人跑到了月光下的麦地里去。我后来常想,我和荷子的婚姻或许注定是一场误会,为什么我先前还只是隔三差五地尿一回床,婚后却夜夜尿呢?

在麦地消夜的那些日子里,母亲和弟弟满街满村地找我,他们喊着我的名字,就像喊魂一样。我那时很少想像荷子的孤伶和落寞,只是没来由地想着逃避,但我逃避的究竟是什么,我又没有一点谱。我在母亲和弟弟的呼唤声里忧郁着,心跳得一下比一下沉重。

最先找到我的是荷子,她从我身上的麦叶麦青里猜出了我的行踪。那时我正躺在麦浪里胡思乱想,荷子悄悄地来到我身边说,你不怕冻着,人家还担心哩。

我一阵感动,我直到此刻才觉得荷子其实很像我的媳妇。我对她的害怕减了几分,嘴上却没心没肺地坚持说,我就爱在麦地里玩哩。

荷子笑着说是吗,那我陪你。

我说我不要你陪,我怕你哩。

荷子说咋怕我呢,我是你媳妇哩。

我说我就怕我媳妇,要不咋老尿床哩。

荷子又笑了,说,那也犯不着怕媳妇啊,还大男人哩。

我说,我还没长大哩。

荷子说,我等你长大哩。

荷子说了,就陪我在麦地里一起走,一起坐,一起嚼麦叶子,什么时候我任性完了,什么时候回家去。那是些月光很好的晚上,风儿和麦浪夜夜起伏她的裙裾,撩得她的颈、她的胸、她的腰围和腿在清朗如水的月光下不住地颤动。我就是她身子的颤动中觉醒了我朦胧的性意识,惊讶女孩的身体和男孩的身体竟有这么多的区别和不同。我当时就想,如果她的个头不比我高,年龄不比我大,那我们这对少年夫妻的情形会不会好一点呢?

我那时读过几本琼瑶的小说,我喜欢幻想那种浪漫而曲折、美丽而忧伤的爱情,生活把一个牛高马大的女人一下子推给我,叫我如何吃得消,我试图从终点出发,重返过程,就像我后来写小说,总爱倒叙一样。

春夜的风温情地吹着,掀得荷子的一头长发不断地遮住她的面孔和眼睛。每当这时,我都会油然滋生一些无可名状的胆量和躁动。荷子,我说,你不要看着我荷子。

荷子会心地坐到风口,任凭一头瀑布般的黑发伞一般张开。她又看不见我了,她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又有了那些许的胆量和躁动。我慌乱地扑倒她,把她和自己双双埋到麦丛上。那是我和荷子的头一次亲近,我那时尚意识不到我初夜的探险里有多少注定的遗憾和沮丧。在黑暗和麦浪的呼啸声中,我觉得我误入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山谷。我在那巨大而空茫的山谷里迷失着,无所适从。

荷子,我说,你已跟过人了么荷子?

荷子的表情不胜痛楚,我至今想来都不胜忧伤。她长长的睫毛像麦芒一样扑闪着,泪汪汪的眸子里波动着我那时破译不了的内容。

我弟弟结婚的那一天,我爱热闹的父亲又很露了一回脸。他把家里的全部积蓄都拿出来润色这件事不说,还借了好几个亲戚朋友的钱。当然,前来贺喜的人也络绎不绝,仅送的床单被面就挂满我家的整个院子,喜宴则从我家门口径直摆满了大半个村子。我父亲逢人就握手,见人就散烟地说,就这一回大事了,花多花少还不都是这一回吗?

我从内心深处反抗着父亲的话,我那时已打定主意要跟荷子离婚了。而且我想,多年以后的弟弟会不会像我一样地再折腾父亲一回呢?

那以后我又一个人去麦地里走,坐,或者睡了。那时我不再怕荷子,倒是荷子怕起我来。其实我无意给荷子什么脸色看,我只是难以掩饰我情绪上的失落。那些天我一直在等着荷子能主动给我说点儿什么,告诉我那男的是谁,是谁破坏了她处女的身子。我后来意识到我那时候的肚子里装的全是醋,我总是由着性子给荷子杜撰一些酸溜溜的故事。我想像荷子在嫁我以前一定有过情人,她和她的情人一定干过许多坏事。

母亲和弟弟又开始满街满村地找我了。

我父亲不像我母亲那样客气,他警告我夜里再敢乱窜乱跑的话,他就敲断我的腿。我父亲是因为霸道才当上的村长,什么事你也别想跟他讲道理,他在村里都是说一不二,在家里更是说二不一。他只知道他的儿媳勤快又贤惠,却不知他儿子的苦衷和委屈。但是我怕他,我夜里轻易不敢再到麦地里去了。

而且麦子也不日熟了。

熟了的麦子使荷子成了一个全村公认的好媳妇,她终止了我们家总是找人割麦子的历史。我父亲在经济上是个一塌糊涂的人,我小时候每回给他买烟买酒至少能扣他三分之一的钱而他却一无所知。我说过我父亲这人好热闹,家里每有大事小情他都可能号召来村里所有的人。早几年我母亲喂大的一头猪要卖,他竟吆喝了六七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来逮。逮住了,他在前面先骑着车子往集上去,让人家拉着车子在后面跟。我母亲说卖个猪咋用了恁多人?我父亲说它路上跑了找你?卖了猪我父亲自然要慰劳卖猪的队伍,再加上熟人凑上去,那头猪的钱就全消耗在那顿酒饭上了。

荷子叫我从镇上捎几把镰刀来的时候我说她多事,我说咱家历来没买过农具,咱家的活历来不用咱家的人干。荷子说,叫人家干不好,叫人家干不是要管饭吗?我一听就笑了,我说咱爹就爱干不赚钱的买卖,才不会在乎几顿饭。荷子说,咱爹不在乎我在乎。我说你在乎你就去割吧,反正我不管。荷子说那你捎不捎镰刀来呢?你不捎我就去买哩。我哼了声说看看吧,我忘了就不捎,忘不了就给你捎来。

那是荷子头一次叫我做事,自然不好随便忘了的,当我把两把镰刀拿到家来的时候,荷子笑了,说我其实是个很乖的孩子。我父亲看见她在门墩上磨镰刀就说不用磨了,他已安排好人收割了。荷子浅浅地笑了笑,说,我也能割哩。

说了也就说了,大家并没在意,所以她晚饭后出去玩的时候,谁也没看到她掖下是夹着镰刀的,更没想到她会去月光下的麦地里割麦子。那一晚我和我的弟弟杀象棋杀得头昏脑涨,满眼里都是红色绿色的棋子,头一歪就睡了,根本没看见自己的媳妇在不在床上。等我知道我媳妇一夜割了四五亩麦子的时候,那消息几乎已在村子里传遍了。我父母都欢喜得不得了,当天就派我去镇上买了两套新裙子犒赏我媳妇。路上每遇到人都说我命好,说这样好的媳妇,十里八乡也找不着哩。

可我还是经常尿床,经常把床铺弄得花里胡哨。我为了把尿在睡前尿干净,就熬很深很长的夜。那时我已明白我当兵是没指望的了,我的身高和体重都达不到标准。冥冥中我觉得我的生命还没有真正开始,我坐在自家的新房里像坐在笼子里一样,叫我夜以继日地想着摆脱和逃避。那些天我又把初中时学过的课本找出来,差不多翻烂了也啃烂了,到七月份地区师范学校招生时,竟没怎么费劲就考上了。

我父亲对我执意去师范读书的态度很反感。他说我是吃饱了撑的瞎折腾。又说上完师范不就是只能当个穷教师吗,而如果想当教师的话,他现在就可以给我联系好几所学校,还用去绕这么大的弯儿?我对我父亲的话置若罔闻,我觉得他对教师这个词的理解俗不可耐。他哪里知道,我全部的用心其实只是为了离开家啊。

临去城里上学的那个晚上我哪里也没去,茫然地看着荷子给我收拾行囊和用具。她把一个好好的毯子剪成了四个方块块,又一一缝了边儿。她虽然没说那些方块毯子的用处,可我也知道那其实就是一片片尿布。我又感动又羞愧,心头涌满复杂的情绪。待一切都妥当了,荷子仍不睡,默默地坐在灯下无声无息。

我说,睡吧。

荷子说,睡么?

我又说,睡哩。

荷子说,我以后想你咋办哩?又没个孩子。

我想是啊,她以后想我咋办呢?我走了谁来陪伴她呢?我用心体味着荷子的话,我直到今夜才多少有了点做丈夫的自觉。我喃喃地叫着她的名字,缓缓地去解她衣服上的纽扣。那是我们结婚半年来头一个没有和衣而睡的晚上,怎么着也该有一点纪念意义。多少年后我想我那时肯定有了性爱的意识和要求了,我所以没有清除那个夜晚的忧伤是因为我不断地想起我杜撰的她和她情人干过许多坏事的故事。那一夜亢斥流溢在我们房间里的已不仅仅是我的臊尿味,还有一股股渗透骨髓的千年陈醋的气息。我受不了我感觉上的那种夸张的失落和空旷,我感叹我生命深处的体验不过是对别人的一次蹩脚的模仿。我像一个徒劳的旅人,在风尘中疲惫,在跋涉中受伤。我在中途停下步伐,想叫,想喊,想掉头就走。

我弟弟结婚那一年尚不满15岁,比我结婚时还早。但他比我生得高大,也比我调皮,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常有人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弟弟。我弟媳是在东北吉林她姑姑家长大的一个女孩子,见过一些世面,因而坚持用鞠躬的方式拜天地。我弟弟不干,我弟弟的脚一伸,手一推,就叫他媳妇很响亮地给他跪倒了。众人轰然而笑,为我弟弟喝彩叫好。

我的老爷爷老奶奶就乐得合不拢嘴,笑纹颤颤地说,这二小才像个新郎倌的样子。

我的爷爷奶奶也乐得合不拢嘴,笑纹颤颤地说,老二就是比老大有出息。

我弟弟越是出息,我就越难受。我早就发现了我不如我弟弟聪明,他从小成绩就比我好,如果继续上学的话,应该比我有出息。比如下象棋,一开始是我教的他,一星期后我就不是他的对手了;再过一周,他居然就可以让我一到两个子儿了。他读完初中没再考,我父亲说要把他培养成村里最年轻的干部。我和我父亲的无数次或明或暗的战争中总是打败仗,他说我这个家伙对家没一点感情居然还有脸拉弟弟下水。老实说我中师一毕业就闹离婚多少有点阻碍我弟弟结婚的意思,我那时总要无端地想,大我弟弟三岁的弟媳会不会像大我三岁的荷子一样,也是一片叫人开垦过的土地哩?

我们那个镇子地处冀鲁豫三省边区的交界点上,因而集中了三个省份的陈规陋俗。那个地方的妻子多数比丈夫大三岁,说是“女大三,有吃穿”,否则不便婚配。结婚年龄一般男在十五六岁,女在十八九岁。有关系的,可照直去婚姻所登记,只消把实际年龄说成法定年龄就行了;没关系的,媒人一撮合也可男婚女嫁,名曰事实婚姻。多少年来人们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直乐此不疲,男男女女都忙不迭地早婚早育,到了现在,早婚早育又有了新的意思,竟成了衡量一个家庭或者说一个家族是否富足的标志。

我的逃避其实是有很大限度的,每年的寒暑假里我还得回到我的家里去。阶段式的分离并没使我和我媳妇荷子的关系亲密多少,当我用一种审视和挑剔的目光打量荷子时,我觉得她比我那些女同学少了许多现代和浪漫的东西。这时我开始给她说一些城里男女的事,我说爱的意义不在于婚姻,我还给她套用别人的话说,婚姻其实就是爱情的坟墓。事过多年我对丈夫和妻子这两个概念多少有了一点了解的时候,我吃惊地觉悟到那时没有长大的,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还同样包括大我三岁的荷子。

荷子那时只是在我睡着以后才悄悄地抚摩我,悄悄地把她的身体和我的身体紧贴到一起。我偶尔会在她深夜的抚摩里醒来,我醒后反倒会有一种来自血脉深处的躁动。但要命的是,只要我这时稍微有一点动静,荷子又会陡地缩回手去,甚而会呼起不知是真是假的鼾声。我后来常想,我们那时究竟是怎么了呢?

在师范学校读书的时候,我克服了许多坏毛病,比如尿床,比如睡懒觉等。而我忘了发育的身体,直到毕业那年才有了点变化,有了点人模人样的趋势。那时我常在夜里一身燥热地想媳妇,想得月光如潮,想得夜色阑珊,但是天一亮,阳光一照,我又会兀自收回所有回家的念头,我不明白,手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了呢?

我无法想像我和荷子长达三年之久的误解是不是上帝的意思,无法想像我的迷茫的逃避实质上是否就是为了寻觅手。我和手之间一点儿也没有我和荷子之间的那种距离和生疏,我们珠联璧合得有点像所谓的才子佳人。手说,你那时没有长大,就是为了等我哩。手又说,冥冥中我也等了你好久哩。手还说,天涯海角我都跟你走哩。

我感动地用手去握手的手。

我和手同级而不同班,我们是在校办的一份文学社刊上共同编辑了一期稿子才认识的。那时我们已分配在即,那个关键的时刻迅速地促进了我和手的恋爱关系。我们那个县的领导都像我父亲一样很霸道,凡是从本县考出去的大中专生,飞到天边也要把你拽回来。我劫数已定,逃来逃去都逃脱不掉我那个小小的镇子。手是城里人,至少可以分到好点的单位,但她却执了我的手,坚定地跟我一起到我就读的这所中学里来了。我本是偏重文科的,却阴错阳差地安排我教两个初三班的数学;手的安排还算对口,担任全校的音乐教师。

我和手都没争取到单间的宿舍,我只能牵着手的手去麦地里故地重游。那时候麦子已收割过了,田野里又种上了玉米大豆或别的谷物。手有一副很滋润的嗓子,甜柔清丽的歌声会叫万物生动,比如夜色由此温馨,月光由此撩人。

我在手的歌声里感到一种生命深处的召唤和昭示,牵引我在逃避爱情的路上一步步回归。我觉得手就是我的精神家园,叫我无所归属的心灵找到了港湾。可是当我试图在我的家园里耕耘、收获,一如我的父辈们在麦地上生息、劳作的时候,手又会猝然停下她的歌声,苦苦地厮守住她身上的某些最后的领土。手说,我们还小哩。手又说,我要是你的,早晚都是哩。手还说,你还没跟荷子扯清哩。

我怎样才能跟荷子扯清哩?

荷子在我们家里劳苦功高。三年多的媳妇生涯使她在我们家的位置无人替代,不可或缺。三年来,荷子不仅健全了家里地里的一切常用设施,还喂养了数不清的鸡鸭,并使粮食的收成连年翻番。我母亲才三十几岁,里里外外却都不用她管了,年轻轻的就做起了甩手婆婆。我最初说到离婚的事是母亲问我荷子咋还没怀孕时提出来的,母亲一听就火了,她说你当了小小的老师就这么陈世美,那当了状元还能得了?父亲知悉后则劈面甩了我两巴掌,他警告我再敢跟那个叫什么手的小妞儿扯不清,他就砸断我的手。

那以后我父亲就不准我住校了。

我每晚只能回家过夜,我苦恼我到了19岁仍摆脱不了我父亲这个瘟神的压迫和奴役。但我回家睡了又能怎样呢,我回家睡了还是跟荷子同床异梦,根本说不到一家去。我后来常为我那时的卑鄙用心而羞愧,我要跟荷子离婚却还横挑竖挑人家的毛病。我开始给荷子出难题,问她婚前这样那样的经历。

荷子说,你要离就离,还问啥哩。

我说,荷子。

荷子说,我等你长大,苦苦地等,等你大了好扔我哩。

我又说,荷子。

荷子说,我婚前能有啥?还不是守着一个小不更事的丈夫,熬不住,才自个折腾的自个哩。

荷子说了就呜呜地哭,肩胛一耸一耸。我无言,我实在是始料不及。我仿佛直到今夜才明白我15岁那年的身体根本就没有发育,我那时小得多像个雏鸡。麦地啊,你要原谅我少年的肤浅和无知。

我弟弟和我弟媳两个人玩得颇热闹,常常一块儿下地干活或赶集去。但我弟弟脾气不好,动不动就爱来点大男子主义。那些天人们常见我弟媳在胡同口追着我弟弟说,你出去玩可不要跟人家打架啊。

我弟弟头也不回地说,男人的事,你别管。

我弟媳又说,你要是听话,回来我就给你做好吃的哩。

我弟弟立即馋涎欲滴了,说,好吃的?啥哩?你快说啥哩?

众人就笑,说这对小夫妻玩得有意思。玩来玩去,我弟媳的肚子就日见其大了。人们便取笑我说,老二家的都快生了,你老大家的咋还不见一点动静哩?

我的爷爷奶奶和我的老爷爷老奶奶也沉不住气了,先后把我叫了去,问我媳妇咋还不见喜气哩?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不清,胡乱搪塞说,我们还小,暂时还不想要孩子哩。我爷爷们就生气了,说你比二小还小么,你敢瞎想我们不依哩。

我爷爷奶奶他们吃住我叔叔家。我们家的生活水准本比我叔叔家好些,但因我父亲的酒场不断,他们受不了终日充斥于我们家的猜拳行令声和酒臭气,这才换到我叔叔家去住了。我的爷爷们特别强调说,这村里四世同堂的也不多,咱们家要开五世六世的先哩。

离开我爷爷和我的老爷爷后,我就演算起一道数学题,我今年62岁的老爷爷什么时候生了我今年49岁的爷爷?我今年49岁的爷爷又在什么时候生了我今年34岁的父亲,我今年34岁的父亲又在什么时候生了今年19岁的我,我的今年15岁的弟弟又将在什么时候生下他的儿子呢?

我扳着指头扒拉着算盘按着计算器一遍又一遍地演算着,心里生满恐惧和杂乱的念头。我在演算的过程中惶惑起来,开始怀疑这条血脉里有没有外来的水分。我算不清,或者说我不敢相信我所得出的结果,那些天我在课堂上洋相百出,给学生们讲错了一道又一道题,感叹自家居然敢做两个八年级班的数学老师。与此同时我还在另一个夹缝里走投无路,我一样弄不清在荷子和手之间该怎样处置。

此后的日子里,我又一个人去田野里走,坐,或者睡了。身边没有荷子,亦没有手。面对一地苍茫的月光,我拿出我媳妇荷子和我女友手的照片一遍遍抚摩,于土地深处聆听生命无声的诉说。也许一切都是不可知的,我能指望我19岁的思绪理清些什么?如果我那年去城里读书注定了我要犯一个错误,我又该如何结束我和荷子的那种不冷不热的关系呢,如果活着的全部意义仅在于毫无节制地繁衍生育,我当初何苦跟荷子闹那么多的别扭呢?但如果我那时就和荷子妇唱夫随地生儿育女,我生命的版图上又怎会出现手这一片风光呢?如果我不是急于和手结合,我又如何破译荷子的贞洁之谜呢?

我感激荷子和手,我爱惜她们给我的每一份温存和宽容。但是我能对荷子说些什么,又能对手说些什么呢?那年10月份我又一次参加了成人高考,又一次背起行囊踏上了逃避的路程。在渐行渐远的班车上,挥手作别了我生命中的两个无辜的女子。


 

三两年后我坐在北京的一所大学里怀念我那个叫墨水的村庄,怀念那片遥远而又古老的土地。这是另一个春天,我想像不出我梦中的麦地又该起伏多少喜忧参半的故事。冥想中有一封硬硬的家书到来,信中夹寄了我弟弟新生的小女儿的百日照片。我弟媳头一胎怀的本是个男孩,但叫我弟弟失手打流产了。我侄女是个白胖而俊气的婴儿,身上打着无数好看的折子。我看她照片的时候总不自觉地喊她妹妹,伯父对侄女的这个称呼使我吃惊地意识到我不过是个比她稍大一点的孩子。我无端地惶惑起来,我想我弟弟那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上是否有了初为人父的庄严?他在逗他女儿笑或哄他女儿睡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脱口而出地喊成妹妹呢?

我喜欢我这个胖乎乎的小侄女,我举起她的照片看了又亲,亲了又看。妹妹,我说,你笑得好甜好美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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