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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手册

2017年第11期诗手册

作者:王单单 编辑: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时间:2018年01月11日 点击: 加入收藏 】【 字体:

2017年第11期诗手册

 

滇池诗刊
诗手册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组诗)/王单单/
评论
“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霍俊明/
访谈
“只有滚动的石头才不会长青苔” /王单单 霍俊明/

 

 

【刊中刊】
滇池诗刊
特邀策划:霍俊明 主编:段爱松


诗手册

王单单简历 原名王丹,1982年生于云南镇雄。曾获《人民文学》新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届“中国天水·李杜诗歌奖”新锐奖、首届桃花潭国际诗歌艺术节·中国新锐诗人奖、2016《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云南省作协《百家》文学奖、《边疆文学》新锐奖等。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作协理事,2016—2017年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鲁迅文学院第31届高研班学员。著有诗集《山冈诗稿》并入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好诗·第一季”。

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组诗)/王单单
“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评论)/霍俊明
“只有滚动的石头才不会长青苔”(访谈) /王单单 霍俊明

 

诗手册
天空中飘着红色的雪(组诗)

王单单

 

圣诞

 

护士叫到我的名字
像电击一般,我更慌张了
拔开人群,挤到妇产科门口
从她手中接过一小坨肉
热气腾腾的。护士说:
这是你的儿子。
他脸上布满稠状物
刚刚睁开的眼睛,清澈
但有一丝疲惫
似乎为了和我遇见
他已花光了所有力气
那一刻,我站在人群中
浑身颤抖,生怕一用力
就把他弄坏了。
那一刻,一种力量
在我心中涌起,并让我大声喊出:
欢迎来到人间
我的上帝


高考回忆录

 

我翻过栏杆
去马路对面
买一瓶劣质白酒
三个人坐在出租屋里
喝到大半夜
像要干一件大事
我的哥们儿也是乡下人
带着一点点狡黠
为了躲过租金
再省半年酒钱
我们连夜搬走了
是啊,我们搬走的时候
老房东抱着他的小妻子
刚从半途而废的性爱中
退回到鼾声里
那年我刚好18岁
本想再听听隔壁的动静
却被推进黑魆魆的巷子
我们背着画架
带上铅笔以及
尚未完成的大卫
深一脚浅一脚
跑上路灯微红的街道
顺手拦下一辆三轮车
咣咣咣地在驶进
晨曦微露的黎明
天亮了,这是高考的日子
阳光照进教室里
照着埋头思考的同学们
照着我身上的倦意
像照着大海上的岛屿
后来我真的睡着了
直到监考老师来收卷
才将突然惊醒
慌忙中,我把自己
当成一个错别字
生生按进
白茫茫的填空题
按进另一种
悲喜交加的人生


悬空寺

 

我们来到谷底
仰观悬在峭壁上的寺庙
想起春天的乡下
燕子在屋檐下筑巢
一些幼小的神灵
在泥丸中破壳而出
正张着饥饿的小嘴
将祈祷者留下的供果
囫囵吐下


最后一程

 

起飞之前
收到他妻子的短信
说他不幸辞世
希望生前好友
前往吊唁

 

我瘫在座位上
盯着舷窗外
一朵上升的云
总希望飞机
能再快一些

 

航线图显示
我正在山东上空
这是他的老家
由于气流冲击
飞机颠簸了几下

 

我心想,这难道
是他正好经过
而命中注定
我要在此
送他最后一程


过积石山

 

石窟开在崖壁上
佛祖打坐石窟中

而我正在黄河边
呼船家渡我

天地为一窟
何处不修行


名垂千古

 

我时常在阳台上
用水写下自己的名字
颜筋柳骨的血管中
流淌的姓氏
清澈  透明
真想让它名垂千古
我便换用墨汁重写了好几遍
可是  我看到的
是笔画的骨头里
藏着的大面积黑暗


采石场的女人

 

把日子扔进碎石机
磨成粉,和上新鲜奶水
就能把一个婴孩,喂成
铁石心肠的男人。她
抬着一撮箕沙,重量
是离她十米远的草堆上
婴孩的若干倍。现在
婴孩像一架小小的碎石机
初来人间,已学会把上帝
反锁在天堂,用哭声
敲碎大地的门
但她暂时顾不上这些
她只知道,石头和心一样
都可以弄碎;她只知道
熬过一天,孩子就能
长高一寸


游炳灵寺

 

路遇一尊大佛
侧卧大寺沟中
阿寅介绍说
岩壁上的佛雕
因长年泥沙堆积
黄河道抬高
很多都被埋入河底
前几年清理河道
才被刨出来
我看着它一脸脏污的样子
不禁开了个玩笑
这就叫跳进黄河洗不清啊
佛祖如此
况我辈乎


遗像制作

 

死得很干净,仅一张半寸照
也无从找到。身份证是多余的
可以剪下头像,通过扫描仪传递到
电脑。死者的头颅,重新在
photoshop 中抬起,睁大眼睛
记住人间之痛。再转世,将会更加谨慎
放大。皱纹长在二十一英寸的屏幕上
像一块玻璃中暗藏的裂痕
擦掉翘起的头发,露出额上的荒凉
眼角的沧桑。他看起来
死去比活着还要年轻
去背景。清除黑色的网,魂就自由了
换成白底,换成天堂的颜色
在第二颗纽扣正下方,敲出四个字:
慈父遗像。仿宋三号,黑体加粗
像四只仙鹤驮着他,飞到云上
调色。补光。一条道走到黑,始见天日
在日益逼仄的尘世,找到属于自己的
一张A3铜版纸,可以装下半亩方塘
一缕炊烟,以及生的泪水和死的叹息
打印。装框。将血肉之躯
压成一张纸片,一个人的音容笑貌
被套进另一座牢,慢慢褪色
直到相框里的影像消失后
墙上挂着的,其实
仅只是一张白纸


回家

 

儿子夭折后
埋在离家二十米的荒地上
四哥在他坟前栽一棵竹子
并刻上名字。绝望中
带着四嫂离家出走
七年啦,四哥不知道
当年那棵竹子,已由一棵
变成两棵、三棵……
朝着他家的方向
渐渐蔓延成竹林
如今,有棵稚嫩的笋子
已破土而出,就快抵达
他家门口


菩萨
 
飞机摇晃得有些厉害
我使劲握住挂在胸前的菩萨
平安着陆后,它湿漉漉的
像被刚才的气流
惊出一身冷汗


白发人饮酒

 

饮少辄醉。我们抢走他的酒杯
理直气壮地,有人良言相劝
有人面露愠色,有人命令他
空杯对饮,要喝
就喝寂夜的风烛,残年的剩雪
要喝,就喝月光压弯的身影
皱纹中深埋的光阴

 

我们推杯问盏,谈笑风生
全然忘记,身边坐着白发人
哦,或许他在等
等我们老去
等我们也白发丛生
那时,一群白发人
将因为孤独
重新端起酒杯


在海口

 

夜晚掉下来
落在大海上
波浪里淘洗出
细碎的星光
离开西海岸
我们乘车
穿过椰树林
穿过孤单的路灯
一路上
车厢里播放着
有关青春的歌
我的朋友恋爱了
坐在我身旁
这会儿他有些悲伤
是时候了
到东板桥路喝一杯
那里的大排档
有肥壮的闸蟹和牡蛎
重要的是
我喜欢坐在陌生的人群中
伴着周围的嘈杂
对朋友大声喊出
心中的话


落日

 

车过郊区工地,不经意抬头
我看见,吊机把一个人
送进高空。他站在脚手架上作业
落日正好经过头顶,像钢筋
在天上扎出的一滩血迹
当我正要,给身边的人们
指出这壮丽的景观时
一束鲜红的光柱,从他的安全帽上
折射进车窗,似乎是
那个刚刚捅破天空的人
想把沾满血迹的凶器
强行塞进我的手里


挖地

 

一畦板结的坡地上
我们铲除荒草,在身后
挖出整齐的土坑
劳作的人中,我的祖母
始终忧心忡忡,她说
挖浅了,埋下去的东西
很快就会被动物叼走
挖深了,一旦地狱漏水
鬼们就会爬出来
借人间避雨


一个漫长的下午

 

她不知去向。我敲了门
空房里囚禁着回音。屋檐下的寂静
落满巨大的树影。整个下午
我都在那里枯坐,发呆

 

她的狗陪着我,名叫戈多
小家伙突然蹿起来,奔向墙外
我追出去时,它已悻悻回来

 

墙内,一朵打碗碗花
趁我们都不在,悄然绽开。


花间事

 

油菜花有齐腰的深度,漫山遍野
与我同驾一辆牛车的女人
从中途跳进花海。爬上山丘
我回望天边,落日盛大啊
而她渐行渐远,像一只装满秘密的漂流瓶
在风起的时候,被金色的涟漪推着
荡向黛色的山脊。


木桶

 

水被舀干了,阳台上
闲置一只木桶。长期热晒雨淋
竹箍干枯,木板松动
已近耄耋的外公,缓慢地走过去
将木桶提走,嘴里念念有词:
人老了,就不中用,像这只木桶
我暗自心中一惊,外公说得有道理
人生真的就是一只木桶
只需伸长手臂,就能摸到它
死亡做成的底。


全家福

 

一张泛黄旧照,三代人的合影
那时他最小,蹲在前排草丛中
若干年过去,他身后的长辈
相继倒下,让出空旷的山野
成为旧照的背景。几天前
他把全家人招呼在一起
重新拍了一张全家福
人数和顺序,与之前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他把自己的脑袋
挪到了最后一排


致童年朋友

 

莫里哀爬上火车
带着大女儿,回到故乡。她天生
左眼失明,上帝给她一半光明
剩下的黑暗,交给风声与耳鸣
十年不见,弗兰西斯·培根做了贵党的官
微信上传言,他上司涉嫌严重违纪
头发一抓就掉一把。塞万提斯仍然是个光棍
骑着国产自行车,穿行在昆明的城中村
月薪三千元,压着女人的唇印与呻吟。
布考斯基进去了,这个杂种
最后关头把妻子供出来
一公斤海洛因,可让他人头落地。
真是见鬼,去年我在村西口
看到巴尔扎克,带着他拥有城市户口的女人
依然那么严肃,那么若有所思
就像小时候,他一边放牛
一边默读唐诗三百首的傻样
童年朋友啊,你们知道吗
后来我写无用之诗,学会独自喝酒
醉了就给你们每人取一个
大师的名字

责任编辑 段爱松


“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
——论王单单的诗
评论 霍俊明

我一直感兴趣于当下诗人的“形象”——通过语言、性格甚至道德所构建起来的多少有些风格化的精神面影。那么,王单单是一个什么形象呢?


1
 
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论一个诗人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他身后的地方背景,尽管这种阅读一定多少存在着问题。但是,在一个愈益消解地方性知识的时代,这一关乎诗人与地方相关联的传记式的阅读方法并非是无效的。
镇雄,是云贵川三省结合部,鸡鸣三省的半山、高山和矿场密布之地。而这一百万人口的大县日日市井蝇营狗苟、人世杂陈,而沉寂、孤独和生老病死却永远是个人的,“熙来攘往的人群中,没有谁会察觉 /城外荒郊,因刚埋下一人/而变得生机盎然。”(《丧钟将我吵醒》)
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云南地貌特殊,异土殊俗,多产异秉作家。王单单写过一首《自画像》——

喝酒以及做梦。假装没死 /头发细黄,乱成故乡的草 /或者灌木,藏起眼睛 /像藏两口枯井,不忍触目 /饥渴中找水的嘴。/鼻扁。额平。风能翻越脸庞 /一颗虎牙,在队伍中出列 /守护呓语或者梦话 /摁住生活的真相 /身材矮小,有远见 /天空坍塌时,想死在最后 /住在山里,喜欢看河流 /喜欢坐在水边自言自语 /有时,也会回城 /与一群生病的人喝酒 /醉了就在霓虹灯下/癫狂。痴笑。一个人傻。/指着心上的裂痕,告诉路人 /“上帝咬坏的,它自个儿缝合了”/遇熟人,打招呼,假笑 /似乎还有救。像一滴墨水 /淌进白色的禁区,孤独 /是他的影子,已经试过了 /始终没办法抠除

这基本上可以看做是王单单的精神“元诗”,其中蕴含的线索和路向都可以在其他的诗作中找到。由此出发,王单单有一种“地方”的“土气”和癖性,这既是他日常性格的一部分,也是他诗歌的底里,甚至这一癖性在诗歌世界中显得不无“疯狂”“撒野”。
王单单曾经在乌蒙山深处一所颓败的乡镇中学当教师,更为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方圆几十里都没有人可以交流。这是一种被迫的沉默和孤独。然而,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却是丧乱之音和反讽之声。一个人的喉管烈酒一样燃烧,也冰雪一样寂静无声。这在他的《某某镇》《晚安,镇雄》《癸巳年冬,从昭通回镇雄》等诗中有着鲜明的映照,“晚安,镇雄 /晚安,那些躁动的灵魂 /拾荒者清理着废弃的旧梦 /这个来自苦难帝国的异教徒 /他在废墟上打坐,默念咒语 /将白昼和黑夜缝合成光阴的墓场。”(《晚安,镇雄》)这是反讽之诗。一个地方的“守夜人”再次现身——更多的是祈祷和追述以及无以为诉的虚空无着。
黄昏暮晚,镇雄铁青色的山冈,诸神早已远去。一个年轻人头发被吹乱,眼神坚定又有些茫然四顾,牛仔裤在攀爬过程中已经磨出了破洞。一个巨大的悖论是一个身处故乡的人却时时寻找故乡。这注定是一个为故乡喊魂的诗人,“我的诗歌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碗,倒扣着故乡和亲人,我希望它能防止词语的尘埃对故乡原貌的遮蔽,也能从不同角度真实地呈现亲人隐秘的无奈与焦虑。”(《我的诗歌历程》)最大的悲剧莫过于一个人在故乡也成了无根的人,成了故地的异乡人和陌生人。而这在当下已经不是小概率事件了。
先说几句闲话。2012年秋天云南蒙自诗刊社的第二十八届青春诗会上我第一次见到王单单。这个来自大山的家伙一脸坏笑嘻嘻哈哈。王单单有时爱搞怪,在蒙自时他把额前的一撮头发用发胶粘住立起来,像极了当年漫画里的铁臂阿童木。此前有几个云南人对我说一个叫王单单的镇雄诗人近来横空出世。我不太相信,最多把这看作本地诗人的互相吆喝。完整地读完王单单参加青春诗会的诗,我记住了那个叫官抵坎的地方——只有诗人在语言中带领你去感受的地方。而我最认可的是在谈论诗歌的时候王单单的那种严肃、认真,接受批评的态度。此后,每次见面他都以威胁的口气让我喝酒。甚至在昆明的时候,王单单眯缝着眼睛坏笑着对我说,“雷平阳老师给我一个眼神我就能让你喝趴下。”在福建南平大山深处我对王单单说写诗一定要沉住气,应该多写组诗,不要感觉来了东一榔头西一棒槌的,要建立一个诗人的精神谱系。王单单点头称是,然后健步追赶前面来自台湾的一个女孩,不知道是在谈诗还是在谈生活或是其他。在两岸青年诗会上王单单读了一首新作,里面用了大量的成语和古诗里的名句。他从舞台上下来后我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说这样显得有文化啊。我说诗歌不是知识,最好也别装什么文化。他就在那嘿嘿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内,王单单的一些诗作中有大量的“成语”(包括惯用语、谚语和古诗名句)出现,有些成语的使用是有效的,比如《叛逆的水》《将进酒》(该诗最初名为《后将进酒》),而有的成语使用则是多余的,甚至显得有些油滑了——这使得语言的活力受到了阻滞,比如《午夜的农场》。值得注意的倒是那些带有普通人美好愿景和精神指向的“成语”在王单单制造的“反讽”语境中形成的戏谑意味。也就是说这些“美好的成语”在具体的现实情境中根本不可能实现——“笔画的骨头里 /藏着大面积的黑”!


2

谈论王单单这样的带有“云南血统”的诗人无疑具有很大的难度——尤其是对于风格趋同化的写作群体而言,必须将其与同一地方空间的众多诗人予以比较和区分。云南的青年诗人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大多都在处理日常经验、乡愁的离乱以及写作的痛感。这样的话,一个疑问就浮出了水面——诗人的区别度在哪里?由此,我想到了王单单的诗句——“一滴叛逆的水。与其它水格格不入”。
这正像是奥登所言的焦虑的时代。在王单单的诗歌中我看到了犹疑、游荡、折返、丧乱、失魂落魄,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目睹了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诗人极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既是个人的命运,也是相应的一个时代整体性的写作伦理和文化趣味。
目击道存,诗人在野!
草木之心,乡野之心,出离之心,返回之心,正与这滇东北的山川相应而生。也许在我们的生存现场和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中从来都不缺少“目击者”,但是将目击现场内化于写作而又能流于后世则少之又少。1924年 9月 25日下午,胡兰成在西湖附近行走时目睹了轰隆声中雷峰塔的坍塌,而如何将日常生活中的偶然性的现场上升为精神事件则是作家的道义。
诗人和自我、现实乃至空间和时代场域的关系最终只能落实在语言上。即使是同一个生存空间,不同经历的人呈现出来的感受甚至所看见的事物也是不同的。正如当年柏桦的诗句“而冬天也可能正是春天 /而鲁迅也可能正是林语堂”。这是诗人的“现实”,一种语言化的、精神化的、想象性的“现实”。一个诗人必然有自己的精神出处和略显神经质的乡愁。乡愁,不是被狭隘化的思乡恋旧,显然这太庸俗化了。乡愁实际上已然成了新旧交替时代的精神坐标,迅速带来一切新事物,同样迅速摧毁一切旧事物。因为你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新人”,那么你身上和内心所携带的一些印记以及记忆就与这些“新”显得格格不入。乡愁已然是一种现实化的实实在在的命运,至于如何有效地转换为语言则是另外一回事。诗人必然要为故我、故地和故人立传。与“自我”和“故地”相对的各种“异质性”的现代性空间在文本中不断叠加,甚至最终使人有些窒息得难以承受,“生于一九八二年,破折号指向未知 /按照先后顺序,我走过 A社、B镇、C县、D市 /E省。壮志未酬,只能回到 F村、G镇、H县等地 /安身立命。”这些空间的相互交错和特殊关系就形成了诗人的存在体验和想象视域。
返观当下诗坛,你没有看到那么多的人都在兴冲冲或气急败坏地走在回乡或离乡的路上吗?你不得不介入而深陷其中,很难以超拔和疏离来面对故我和故地。而王单单的诗歌中不断出现和重叠的是“上凹村”“官抵坎”“仙水窝凼”。有时候王单单有意把“一个人”置放在具有原生性的大山、大原和大河深处。这些空间无疑已经区别于地方志和非虚构意义上的“故地”,而是成为了以个人为中心的精神场域——个人生活史和精神史的容留与辩诘。这甚至成为一个写作者的精神出处以及据守的情感和伦理底线。正像当年耿占春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和自己出生、成长的地方是一种伦理和道德的关系。这不仅意味着他必须接受这个地方的秩序、传统和伦理约束,也意味着他对地方性的事物拥有许多个人传记色彩的记忆。”(《自我的地理学》)写作者与地方和空间的关系不能是观念性和本质主义的,而应该是彼此激活的关系。甚至从语言和精神层面来说,个人和地方的关系有时候是龃龉和悖论式的,当然也有一大部分写作者被“地方”的黑洞吸附进去。写作者的“地方血统”可以获得一种发言的权利,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时期占得优先权,但是这种方言属性的话语权利一旦在写作中定型,其危险性也即接踵而至。


3

这一精神出处的发生和境遇让人感受到的则是鲜血淋漓的惨败性的现实经验。
迅速离开青春期的写作之后,王单单更多是带给人们一种令人不安的写作。在他大量的涉及乡村和城市的形形色色的“死亡”的诗歌中我感受到了惊悚和失声以及阵痛,而我想追问的是为什么这些黑色成为诗人的精神事件的底色而不是其他颜色?
每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无着和困窘的状态已不言自明。王单单的诗歌对应的正是现代性中并不乐观的那一面。当他在严酷的现实经验中严肃起来,黑起面孔,则更像是一个拿着凿子、锤子和斧头在城市和乡村中间地带制作“乡村遗像”和錾刻墓志铭的人。
在庞然大物般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病灶”早已大面积发作。那些可见和不可见的“新时代”庞然大物对“旧时代”“旧物”满怀杀戮和斩草除根之心。当下的写作者在涉及到现实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不仅热衷于处理现实经验的写作者如过江之鲫,而且他们处理现实经验的能力也大打折扣。现实自身就是魔幻的、变形的、异味的——如露如电,梦幻泡影。更为残酷的还在于写作者除了承担讲述和修辞的道义,还要承受来自文字之外的现实压力或者种种真实的不幸。而更多的人却沾沾自喜于一个个光怪陆离的现实表象的碎片,并且据此以为获得了“时代性的切片”。这种写作的现实幻觉正在大行其道。在镇雄的黄昏、在外省的夜晚,有时候王单单强调出处,有时候又去向不明。他推着石头下山介入滚沸的现场,又推着石头独自上山而持有一颗疏离之心,“而你和我 /一个心慈面善,适合烧香 /一个玩世不恭,需要拜佛 /闲暇之余,可去林中 /那里有两架秋千 /一直空着。”(《在孤山》)一个人在山中——这是历代文人的持久梦想。王单单的一部分与此相关的诗确实有强烈的对城市化和现代性的尖利批判,比如《洗城》《冬夜,一匹马死在城市的街口》《月两河》《寻魂》《工厂里的国家》《采石场的女人》这样酷烈的诗。他不断对那些现代性的幽灵报以不满和疑问。但是,只有当这种道德化的判断更为无痕迹地化在诗歌中的时候,这才是诗能够成立的意义。对于故乡更多的人容易熟视无睹而失语,而王单单一直在身不由己地试图说出言之凿凿、板上钉钉的话。“地方”“空间”都是存在性体验的结果。深处“空间”“地方”以及附着其上的传统、伦理、秩序的写作者该如何将之个人化、历史化并且在美学上具有陌生化的效果就变得愈发重要而棘手。尤其是在一个“地方性知识”被清零的现代性、城市化语境之下,残山剩水也注定了失败式的写作命运——一切都是未完成的状态。处于乡土和城市夹缝或断裂带的诗人们身不由己地被某种不可知的力量推搡着去关注和描摹着现代性语境下的“消亡学”。是的,只有当一切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些写作者才会缩身于写作当中,写作据此成为疗治,“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触碰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切斯瓦夫·米沃什:《诗的见证》)具体到时下的写作,这已经不是一个乌托邦的时代,也不是反乌托邦的时代,而是犬儒主义和狗智主义以及媚俗和极端膨胀自大夹杂的时代。王单单的诗也有柔软、深情和试图说出个人情感和现实境遇之“爱”的诗,但是更多的时候他的诗也在时时面对可怕的时代庞然大物,他满怀狐疑甚至试图说“不”。我认同汪曾祺当年对沈从文的这句评价,“他从审美的角度看家乡人,并不因世俗的道德观念对他们苛求责备。”(《他是凤凰人》)这是对当下诗人的有力提请。王单单在“云南”草木间获得了属于自己的人生教育和精神生活。


4

王单单像一个县志工作者不断在诗歌中写到镇雄和云南的山水城镇,而这些标志性之物并不是外在于主体的,而是文字的肉身,是自我精神的一部分或者历史个人化的延伸。这其中既有一般旁人感受不到的深情、热爱,又有着自责、虚妄、无着和救治。
如何在一个常年打交道的生活的现实空间重新发现、观照那些隐匿的足迹和遗物更为重要。这类似于博物学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用一年的时间凝视田纳西州森林里一平方米大小的空间(坛城)所做出的微观的考察。也类似于当年的诗人史蒂文斯在田纳西州放置的那个修辞的“坛子”。具体到王单单,这不是神秘主义者布莱克的“一粒沙中见世界”,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死磕到底的“现实”写作、在场写作、细节化的写作。由此,一个地方的观察者和考古工作者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足够优异的视力,以凝视的状态“保存细节”。尤其要格外留意那些一闪而逝再也不出现的事物,以便维持细节与个人的及物性关联——“当我坐下时,一只萤火虫用闪烁的光芒迎接我。它的绿光忽而升到好几英寸高处,随后在那里逗留一两秒。夜晚的微光仅够我看清这只小虫和它身上的灯笼。绿色的光芒黯淡下去后,这只小虫一动不动地悬在空中停留了三秒,接着俯冲下来,从坛城上空划过。随后它又重复了这一过程:打着灯笼快速上升,熄灭光芒歇息一阵,再从空中划落,一闪而过。”(哈斯凯尔《看不见的森林》)
诗人如何延展、拓宽甚或再造一个现实边界是一个重要的工程。
尤其是在当下“日常之诗”泛滥的情势下,一个诗人如何在日常的面前转到背后去看另一个迥异的空间才显得如此重要。物象、心象和幻象必须一起在语言中赋形一个诗人才有可能真正走在正确的路上。作为一个诗人,你必须正视自我认识和体验的有限,你必须在诗歌中让更多的环节来拓展自我。正如赫拉巴尔所说站在城市的街头你认识到的只是双脚所站立的那么一丁点的地方,甚至对脚下城市的下水道你一无所知。而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交互性,城市化导致的快速生活方式都使得诗人的感受力空前降低了,每个人每天接受到的都是电子化的新闻化的现实。还是那个长久以来萦绕耳畔的疑问——诗人应该对谁负责?“怎样才能站在生活的面前”。而在写作越来越个人、多元和自由的今天,写作的难度却正在空前增加。由此,做一个有方向感的诗人显得愈益重要也愈加艰难。
现实之诗更多时候指向了一个人的命运感,而命运与个人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再只是个人的现实,而是具有了普世性——

我的伯父,伸出左手 /点着一个死去的人 /就倒下一个指头,似乎 /要把自己手上的骨头 /一根一根地掰断 /数到我们廷字辈时 /他刚倒下一个指头 /我就感到毛骨悚然  ——《数人》

自然秩序瓦解,乡土法则土崩,前现代性的时间终结。如何在这一时刻继续写作和发声?是沉溺还是超逸,是混为一谈还是抽丝剥茧?这是每一个写作者都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历史必须当代化,当代也必须历史化,因为每一个写作者都是在“当下”和“历史”之间折返。这要求写作者必须具备以求真意志为前提的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这种想象力有别于考古学,而类似于重述。这能够让那些在历史烟云和滚沸现实中的“死难者”“失踪者”重现复活、现身、说话。王单单这方面的代表作是《滇黔边村》。就着诗歌写作的道德判断和“乡愁”伦理我想强调的是王单单的诗尽管有此倾向但却没有由此形成排斥性的“素材洁癖”和“修辞道德感”——当然并不是没有这种倾向。王单单在滇黔“边地”特殊环境下所塑造的某种躁烈甚至暴动性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气象在语言和修辞上迫不及待地迸发出来。他的灼烧、隐痛、荒诞、分裂、叫嚷还有沉默似乎与这个时代达成了紧张关系。他的语言方式所达成的“精神现实”使得这个时代带有了诡谲和不可思议的寓言化特征。王单单这种“痛感”式的写作在新世纪以来的诗坛并不乏见,甚至一度成为伦理化的写作热潮。很多诗人都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地域、民间、民生、乡愁和痛苦经验的标签。在我的阅读视野中,这种写作类型在美学和思想的双重维度下不是变得越来越开阔,相反是越来越狭窄和市侩化,变得如此媚俗而欺世,变得如此面目可憎。多年前我就打工诗歌强调诗歌不能只是痛苦和眼泪,不是不能有痛苦和眼泪,而关键的是诗歌表达的有效性。反之,这种廉价的道德判断所产生的力量还不如小广告、写举报信或直接揍坏人一顿更来得痛快直接。最终必然是诗歌自己在说话。
对于王单单这样的年轻诗人而言,如何在维持诗歌本体并进一步拓展自我精神的同时避免过于明显和直接的“底层”写作伦理和道德化倾向也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写作者的现实热望使得近年来的底层写作、打工写作、贱民写作和新乡土写作以“非虚构”的方式成为主流的文学趣味。这或者正如米沃什所说的诗歌成为时代的“见证”。然而不得不正视的一个诗学问题是,很多写作者在看似赢得了“社会现实”的同时却丧失了文学自身的美学道德和诗学底线。也就是说很多诗人充当了布罗姆所批评的业余的政治家、半吊子社会学家、不胜任的人类学家、平庸的哲学家以及武断的文化史家的角色。很多现实题材的写作用社会学僭越文学,伦理超越美学。这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悖论:在每一个诗人津津乐道于自己离现实如此贴近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他们集体缺失了“文学现实感”。


5

诗人必须具有发现性!诗必须站在生活面前!自媒体焦点社会现象背后的诸多关联性场域需要进一步用诗歌的方式去理解和拓宽。写作者必须经历双重的现实:经验现实和文本现实。也就是说作家们不仅要面对“生活现实”,更要通过建构“文本现实”来重新打量、提升和超越“生活现实”。而这种由生活现实向精神现实和写作现实转换的难度不仅在于语言、修辞、技艺的难度,而且更在于想象力和精神姿态以及思想性的难度。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对于现实写作往往容易分化为两个极端——愤世嫉俗的批判或大而无当的赞颂。我更认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对现实的态度——“尝试赞美这残缺的世界”。我们可以确信诗人目睹了这个世界的缺口,也目睹了内心不断扩大的阴影,但是慰藉与绝望同在,赞美与残缺并肩而行。这是一种肯定,也是不断加重的疑问。“现实”从来都不是虚空无着的,这一切都最终要在语言中现身矗立。尤其是王单单一系列写作“父亲”(比如《祭父稿》《遗像制作》《病父记》《父亲的外套》《一封信》《堆父亲》《自白书》《父亲如是说》《自白书——在父亲墓前》)和“母亲”(相对来说比写“父亲”的少很多,比如《母亲的孤独》《母亲走后》《母亲的晚年》《给母亲打电话》)的诗。这不仅与个体和家族的切实命运有关,直接指向存在性的主题,而且在我看来也与乡村的酷烈历史和毫无诗意可言的底层现实有关——“有半年时间我度日如年,眼睁睁看着强壮的父亲日渐消瘦,直到皮包骨头,生命油尽灯枯。死神来临之际,父亲强忍疼痛说,‘哪里好耍都没有人间好耍啊’,我看见一滴浊泪从他眼角滑向枕边,尽管生活一次次地羞辱他,但他仍然在绝望中对生心存幻想。”(《我的诗歌历程》)也许,诗歌再心酸也抵不过现实悲剧的一滴浊泪,但是诗人又必须在诗歌中获得自我拯救——别无他法。这就是写作的悖论。王单单通过“父亲”“母亲”的“寓言”重新发现、提升甚至再造了“现实”。“寓言”从来都不是与“现实”无关的“故事”和“道德说教”的寄生物。王单单之所以在诗歌中不断累积乡村“父亲”和“母亲”的形象,既与整体性人的血脉有关,又与愈益显豁和紧张的乡土黑暗命运有关。也许,“父亲”“母亲”是这片丧乱的土地上诗人最后的可靠支撑,这也是诗人唯一可对话和独白的对象,反之一切都在烟消云散和迅速坍塌焚毁之中。
几年来,王单单迅速穿越了每一个人写作的“黑暗期”。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以诗歌写作证明没有滥用“身份”“生活”“底层”“乡土”和“苦难”“贫穷”的权利,而是愈益成熟和老辣地将这一切转换为诗歌中的生命体验和“精神现实”。由此,我喜欢王单单这种“介入”和“疑问”同在的写作方式,而不是对现实生活表层的日常性仿写。他能够直接以诗歌和生命体验对话,有痛感、真实、具体,是真正意义上的“命运之诗”。这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感受力基础之上的“灵魂的激荡”,而没有沦为“记录表皮疼痛的日记”。
王单单的诗歌空间是比较开阔的,即使在处理道德判断素材时也能呈现复杂性,而非把自己扮演成乡村的代言人和城市的掘墓者、送葬人。这不是单一美化,也不全是揭批痼疾,而是尽力作为一种还原的方式。也就是,王单单处于那样的地理文化空间和精神命运他只能写这样的诗。实际上诗歌作为一种较劲、批判和还原还不够,诗歌必须具有“发现性”和“创设性”。我对王单单最满意的也是他一些诗歌中的这种“发现性”。由此,诗歌对于王单单来说更像是一次次“冲洗”。它拂去尘土和工业粉尘让人们重新看看那些被抛弃、掩埋、遗落和破碎的东西。我也希望这种发现性成为王单单写作的一个责任——诗人的责任、语言的责任。这才真正回到了那句古话“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
年轻诗人可以生猛百无禁忌地写作但是千万不能世故油滑。王单单有时也和很多青年诗人一样有急于表达的心理,由此他也准备了一个“速写本”,看到什么就立刻描摹出来,比如王单单诗歌里时时出现的那些街边的“流民群像”。如果这样的诗作为一种写作积累是很好的事,但是作为每一首诗的“完成度”和诗歌之间的“区别度”而言,这些“小景”“速写”显然还欠些火候。
每一个诗人都会有自己的诗歌腔调和语气。王单单的诗除了一部分具有沉滞黑暗质地的顿挫之声外,我更欣赏的是他在《滇黔边村》《后将进酒》等那些诗歌里所凸显拼贴、杂糅的半文半白近于调侃和严肃之间的“仿县志体”。这种语境差异明显甚至“驴唇不对马嘴”的话语腔调不仅深层次上与“民间”“草民”的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有关,更与“贱民”“异教徒”的自我调侃和嘲讽有关。而嘲讽和戏谑的背后带来的另一种滋味的难以释怀的沉重才是这一腔调更能打动人的部分。
这是一个因多痛多思而“精神失眠”的人。当他独自在山冈说出“晚安,镇雄”的时候灵魂却难以安枕。这与当年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语气多少有些相似——温暖的表象背后却是难掩的莫名悲怆。说着爱的人内心里却有一个冰湖,谈论恨的人胸襟里如火熊熊。而王单单正是这样一个“火热的犹疑者”,他在说出肯定的同时也满面狐疑。在反复拉抻中一个诗人的面影不是越来越轻松充满活力,而是渐渐地沉重和凝结。你不能阻止一个幸福的人放声歌唱,你同样不能劝阻一个悲痛的人放声大哭。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现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台湾屏东教育大学客座教授。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中国 70后先锋诗歌》《变动、修辞与想象:当代新诗史写作问题研究》《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微观视野下的诗歌空间》(上、下卷)《萤火时代的闪电——诗歌观察笔记或反省书》《“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怀雪》,合著《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文学现场对话录》。

责任编辑 段爱松


“只有滚动的石头才不会长青苔”
访谈 王单单 霍俊明

霍俊明(以下简称霍):还是一个对驻校诗人的老问题,来北京也快一年时间了,以及在诗刊社当兼职编辑,你最突出的感受是什么?或者说围绕着“北京诗歌生态”有没有特别想说的话?
王单单(以下简称王):“登泰山而小天下”,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站在这里,重新审视自己曾有的经历,一切都渺如尘埃。曾和朋友吹嘘,很多来三里屯或者长安街旅游的外省人,钱再多都是乞丐,官再大也仅只是一个村支书。尤其对我这个来自云南边地的夜郎生番而言,往昔的恃才自傲那就是一个无知少年的“自大”表演。北京让我对写作变得更加虔诚,让我对自己的认知更加准确。作为首都,它的包容与开放允许各种诗歌美学观点在此交汇和碰撞,其诗歌生态是丰富而自由的,但“出租屋——地铁——办公室”三点一线的生活方式在诗歌中所呈现出来的单调与乏味也是很多在北京写作的诗人所遭遇的不小难题。
霍:是的,一个人的生活和写作都最终会落实到具体的生存空间。我这几年也在持续关注着云南青年诗人群,这一群体渐成“崛起”之势并且越来越引起广泛的关注。《滇池》以及其他云南刊物推出了数次的云南青年诗人的专辑,我在参与《滇池》以及“诗手册”栏目的过程中也表达过我对云南青年诗人群体的个人看法。那么,你是其中的一员,甚至可以视为代表,你对云南这一青年写作群体怎么评价?我更想听听你这个“当事人”以及“诗人”的看法。
王:2014年中国作家协会的白皮书专门提到过云南青年诗人群这个概念,近两年《诗刊》《大家》《边疆文学》《边疆》《星星》和《滇池》杂志也刊发过云南青年诗人作品专号,虽然每次都有遗珠之憾,但我大致数了一下,也有100多人。这个群体中有诗艺娴熟的诗坛宿将,也有正在茁壮成长的后起之秀,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接受云南多民族的文化滋养,从事着各式各样的工作。这成就了云南青年诗人写作群体的多样性和异质感,其独特的“云南”气质在整个当下中国诗歌写作领域有着不容忽视的位置。但云南青年诗人群体从诗歌前辈们那里继承叙述与表情方式的过程中,存在“趋之若鹜”与“食古不化”的粗暴的“拿来主义”现象。这导致了部分诗人的作品同质化严重,诗歌面孔模糊,意象单调,诗路狭窄。可我并不担心这个问题,因为这是每个地域每个时代的年轻写作者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出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轻诗人们的阅读、生活经验、写作训练会变得的日益丰满,他们将养成良好的诗歌修养和艺术自觉能力,便会在写作中重新审视自己,像竹笋一样,为了变得壮实,活出自己,会将同质化笋壳般一层层剥离。最后,云南青年诗人群体中,不可能每一个写作者都出类拔萃,但有部分优秀诗人从这个群体中脱颖而出还是值得期待的。
霍:你在镇雄的安尔中学当过教师,现在有时间还回去看看吗?那段日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也曾经在乡镇做过几年的中学老师,那时感觉到整个校园几乎和文学没有任何关系,整天忙于学生和考试。我那个乡镇高中有一个文革年代礼堂改建成的图书馆,多年来除了我进去之外,那里网可罗雀。如今这个图书馆也已经拆除了。我当时也是自己偷偷地写诗,而没有任何交流。在镇雄当地还有其他的诗歌写作者吗?你和他们有怎样的交往?你是否想过自己的诗歌个性与他们以及更广阔的“云南”之间有差别吗?有的话,这种差别的体现是什么?
王:很少回去了。在安尔村 7年,这段时间对我至关重要,我生性好玩,如果一开始就去城里工作,诱惑太多,估计大好的年华都会被荒废掉。但在乡村就不同了,我只有通过阅读和写作慰藉自己,以此对抗单调乏味的生活。可以说,我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安尔开始的。幸运的是,除我之外,镇雄还有很多优秀的诗歌写作者,人数太多,恕我不一一列举。在镇雄诗人尹马的介绍下,2008年冬天我与他们相识,此后互相鼓励,抱团取暖。当然啦,想象力、私密语境、情感密码、审美角度、个人体验、感知能力等都是成就诗人们千差万别的主要因素。
霍:“现实”从来都不是虚空无着的,这一切都最终要在语言中现身矗立。尤其是你一系列写作“父亲”(比如《祭父稿》《遗像制作》《病父记》《父亲的外套》《一封信》《堆父亲》《自白书》《父亲如是说》《自白书——在父亲墓前》)和“母亲”(相对来说比写“父亲”的少很多,比如《母亲的孤独》《母亲走后》《母亲的晚年》《给母亲打电话》)的诗。这不仅与个体和家族的切实命运有关,直接指向存在性的主题,而且在我看来也与乡村的酷烈历史和毫无诗意可言的底层现实有关。写作和具体的家族命运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其他的很多诗人都写过成功的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诗作,那么你如何评价自己一系列的“家族”抒写?或者这一类的写作在你的日常和命运处境中承担了怎样的一种功效?
王:家族命运会对诗人的生活产生影响,从而作用于诗人自身的写作,比如屈原、杜甫、李煜、曹雪芹、鲁迅等,他们的写作或多或少都与其家族命运有关,而我的很多诗歌直击现实,无意中完成了一部分人对于乡村记忆的修复,命运真相的透视,同时也揭露出当下中国农村正在生成的病症或者已经恶化的痼疾。我的诗中出现一系列写作“父亲”“母亲”的诗歌,因为我亲眼目睹了罹患肝癌的父亲之死,那是一种缓慢的死,一秒一秒的死,一寸一寸的死,一两一两的死,今天死了明天还要接着死的死,这种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他在生者的身上刨坑,这个坑的纵深可以触及到灵魂的中心。我看到了父亲死的“难”,也目睹了母亲生的“艰”,所以我在写作这系列“父亲”“母亲”的诗歌时,那种“虐心”的力量是自然生成的,并非刻意“感人”,它取消了此类诗歌假大空的存在性。但同时我又因此而陷入了一种写作悖论,一方面我认可这部分诗歌所具有的力量,一方面我又因写下这些诗歌而感到可耻。
霍:乡村是具体的,是一个个真实不虚而又令人唏嘘感叹的命运。一谈到云南,人们自然会想到于坚、雷平阳、海男等中生代的诗人代表,你在日常交往和阅读中与他们有交集吗?或者说你受到过他们的某种影响吗?再直接点,你对他们诗歌的好坏优劣有自己的认识吗?比如,你也会写到“高原”“河流”以及乡土的事物,那么你有没有有意识地比较过和于坚、雷平阳的区别?
王:与雷平阳日常交往多一些,他性情直率,身上有一种“山野”气质,喜欢喝酒和唱歌,和他在一起玩能最大限度地解放自己。他每次请客吃饭都会点一大桌子肉,这是我最喜欢的,所以每次到昆明都会迫不及待找他喝酒,当然啊,前提是他付钱。阅读方面三人我都有所涉及,并且都是我由衷敬佩的诗歌前辈,还记得在乡村中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坐了 10多个小时的车,跑到昆明文林街一家书店,把于坚和雷平阳的书全都买走了,二十多本,沉甸甸的,还一字不漏地啃完。于坚的恢弘与大气,雷天阳的沉稳与厚重,海男的瑰丽与魔幻都值得我学习。其实到了于、雷、海这个级别的诗人,去比较他们诗歌的好坏优劣是幼稚的,就拿“怒江”来说,三人都写过,三种不同的呈现,孰高孰低,其实那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情。而我从没有拿自己和他们比较过,“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霍:你有没有写作诗歌之外的其他文体的打算?比如小说或者散文,我觉得你具备这方面的能力,甚至可以做得同样出色。
王:当然有啊。写作就像一条流水,不能总是悬崖飞瀑,也需要流到地势平缓,河床开阔的地方嘛。我对诗歌、小说、散文三者的分界没有那么细致,除诗歌分行外,我喜欢把散文和小说看成另外一种诗。可能就是形式大一点,内容复杂一点而已。其实到北京后我就已开始写点随笔和散文(也许是小说)了。但我目前还不希望其他写作分散我对诗歌的注意力。
霍:诗歌写作这几年来,有没有觉得自己的写作进入瓶颈?还是继续处于爆发期?有没有想过关于自己诗歌的现状、问题以及如何持续下去?
王:“瓶颈”并非写不出来,只是觉得一个诗人如果没有刷新自己语言的自觉与能力,那他的写作是没有前景的。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说到“只有滚动的石头才不会长青苔”,其实就是对诗歌写作中求新与求变的思考。这种求新与求变并非刻意“语出惊人”、“剑走偏锋”,而是对诗歌写作的拓边,对叙述可能性的实验与探索。对于自己诗歌现状与问题的认识,我很清醒。但要如何持续下去,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一直在努力摸索,结果如何,那是天意。
霍:对于 80后和 90后的诗人的整体写作,你有什么样的认识和观感?你觉得他们的写作是否已经出现了不同以往的个性和特质?
王:80后 90后诗人开始在键盘上敲打分行文字的时候,中国的新诗已经趋于成熟,尤其在新世纪以后各种美学理论与文本建设完成度都比较高。得天独厚,他们这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写作一出手就可以光彩夺目,并对“诗”的存在留下更多的证据。也许正因为在这样的诗歌背景下写诗,才使得这两个代际的诗人少了一些实验、探索与开创的精神。但在文本的呈现上,他们变得更加直截、有力,更加具有现场感和当下性。
霍:以前觉得你酒量很好,尤其是前几年还跟我叫板。感觉现在你的酒量有些下降了,也许是每次遇到都是你刚刚喝多的缘故。关于诗人的日常生活和交往,你觉得他对你的生活以及精神生活有影响吗?比如诗刊社的那些编辑,以及年轻诗人严彬、李宏伟、张二棍等。
王:哈哈,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说到酒量,我虽然不行了,但如果你愿意试试,我还是会陪你的。来北京之后,喝酒的频率太高了。平时朋友们聚在一起,就图个快乐,主要还是大家臭味相投,在一起处着很舒服。再说北京那么大,有几个哥们陪着喝酒,不至于那么寂寞嘛。
霍:呵呵,等我高兴时可以再比试比试。在诗人们都热衷于日常的口语和叙事甚至段子化的写作时,你觉得这样的写作方式有问题吗?或者说你如何看待时下的仍然带有区别于以往方式的抒情性的诗?这样的写作落伍了吗?
王:问题很大,这样的写作极其容易陷入同质化泛滥的桎梏。口语的魅力在于其直接、生动、鲜活、现场、及物等,并能有效还原生活原有的腔调。其实真正做到的人并不多。抒情性是诗歌的灵魂,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落伍。关键是情要怎样抒。我觉得最高级的叙事本身就带着抒情性,同样,最高级的抒情本身也携带着叙事性。叙事过了会枯燥,抒情过了会空泛,怎样在叙事和抒情之间找到一个制衡点,那是一个诗人的能力问题。
霍:“生于一九八二年,破折号指向未知 /按照先后顺序,我走过 A社、B镇、C县、D市 /E省。壮志未酬,只能回到 F村、G镇、H县等地 /安身立命。”。在你的诗歌中我看到了犹疑、游荡、折返、丧乱、失魂落魄,看到了驯顺和僭越的博弈,看到了不安、焦躁以及试图和解、劝慰,目睹了虚无的故地以及面向远方的精神愿景。这些交织、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强烈感受到一个诗人极不轻松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我想到了一句话——时代的陌生人、故乡的异乡人。从诗歌所处理的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而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诗?
王:我们用尽一生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不停地抵达与告别。我的父辈从惶恐与不安中度过了他们穷困的一生,并成功把我抚养成一个悲观的人。时代的激进与故乡颓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张力,当这种力量作用到诗人的身上时,其时代陌生人、故乡异乡人的感受就会更加深切。这时诗歌就会成为灵魂的避难所或者收留站,诗人会在自己用语言打造的时空里获得宽慰,以此完成精神的还乡。我诗歌中的个人情绪和心理状态是节制而隐忍的,这是为诗歌本身的冲击力和爆发力蓄势,从而升华为一种动人心魄的力量。
霍:在首都师大和学生的交流中,你对校园诗歌有所了解吗?前一段看到你在山东的某个中学给学生讲座,好像场景是学生站在操场上,你坐着主席台上。你和学生们交流诗歌有障碍吗?或者你读了他们的诗有什么想说的吗?
王:障碍当然有。如今初、高中甚至很多大学的学生对于现代诗歌的认识几乎等于零。拜物时代,诗歌教育的缺失直接导致了这一恶果的产生。一谈到现代诗,他们只知道徐志摩、席慕蓉、汪国真,且都是停留在那几个“名篇”“警句”“格言”上。教材里收录的那几首诗歌,根本代表不了当下诗歌水平,有的甚至很烂。
霍:中学的新诗教育是个老问题了,这么多年基本上没有改观。现在你也经常参加各种诗歌活动,也开始陆续获得了不少的诗歌奖,就诗歌创作而言你觉得从中受益了吗?你也在去外地的时候写了不少的诗作,这些行旅中的诗你觉得该如何真切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而不沦为肤浅的“风光诗”和“观光诗”?
王:不可能从中受益。我认为写诗是朝着身体内部的一次蹦极,语言像一根富有韧性与弹力的橡皮绳,它系在写作者的身上,从灵魂开始纵身跃起的那一秒开始,写作者本身就已开始了一场关于词语的刺激性冒险体检。这种刺激性体现在对语言张力的极限挑战,对传统语法规则的主动挑衅,对诗歌核心的无限靠近,对诗歌边界的自觉拓展。除此之外,写诗也是从身体的内部往外面凿壁借光的过程。诗人需要借助日月的光辉,照亮内心晦暗的部分。我说这些,主要是为了强调身体在诗歌中的重要性(梅洛·庞蒂的哲学思想里,人的知觉主体是身体,身体的动作姿势是语言的原处形态)。当把握这些之后,诗人写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字的“诗”,而不是三个字的“风光诗”或“观光诗”。
霍:当下中国的诗歌现场是极其热闹而分化的,比如各种活动,各种诗歌微信群,你的观感是什么?
王:诗歌圈子化日益严重,不利于诗歌生态建设。许多活动群诗歌微信群,点开一看,就像一片公墓,里面埋着的尽是一些借诗混世的妖魔鬼怪。
霍:有没有想到在北京长期留下来?如果回到镇雄,你还能适应那种生活,尤其是诗人的精神生活吗?
王:没有。精神生活我不担心,这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许多便捷。
霍:端午节刚过,我们的交流也该告一段落了。兄弟来日方在。期待有机会去镇雄山里走一走,顺便验证下你藏在山里那些老酒。
王:好的,谢谢!

责任编辑 段爱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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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单单 编辑:hx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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